【现在进行时】
抗疫本身,最要紧的事有三件:医疗救治、防控隔离、自我保护。第一件,务必落实中西医结合,不能再贻误。第二件,防控使人不病,比治疗更重要。第三件,比医疗和防控更重要的是每个人做好自我防护,所谓匹夫有责!面对新冠病毒隐秘的传染性,每个人都要——
严防自己成为2B
远古瘟疫袭击人类,最伟大的智慧就是中国医学经典《黄帝内经》里讲的“治未病”——保护还没有发病的人群。落实到具体措施就是隔离。直到今天,当一种新型传染病爆发,最及时的还是要靠隔离防控。
再说群防群控
这个数据把当地领导吓一大跳。781人从武汉回来,还有不是坐火车回来的,他们是谁,此刻都在哪里?这里面要爆出确诊和疑似,那该有多少啊!
我家乡的群防群控
正月初一起,城区步行街空空荡荡,乡间没人串门拜年,没人去庙里烧香,街巷锣声则镗镗地响着,那个敲锣的人敲一锤,用本地土话喊,不是说“不要恐慌”,而是敲一声锣,喊一声:“不要出来——哐!不要去赶圩——哐!不要去赶庙会——哐!”
建阳各村(居)干部走村入户摸排、劝导
建阳各村(居)干部走村入户,劝导居民节日期间减少外出,取消酒席宴请
建阳各村(居)干部走村入户贴标语
“共产党员站出来!”这个声音在全区喊响。
自疫情发生以来,建阳区有3600多名在职党员奔赴疫情防控一线,从事宣传排查、巡逻值守、服务群众,为全区人民生命健康构筑安全屏障。
2月1日还发生了一件事,建阳区莒口镇上布村有个农机合作社将1万斤大米送到建阳区红十字会。他们想到隔离的人要吃饭吧,就送大米来,希望能为防疫做点贡献。
建阳区莒口镇上布村为民农机合作社捐赠1万斤大米
这是你从未见过的建阳,阳光灿烂,宁静而坚定的模样。
一夜之间,变成一座空城。全城人民待在家里,从容而自律 。
建阳观书园
配图的文字说:我们用安静的力量,对抗那无形的病毒。
建阳万达广场
站在阳台看旭日东升
站在窗前看夕阳西下
在我们心里,家乡建阳
永远是最美的
我们还该记下这些摄影者的姓名:张梁、龚晓辉、杨健、游彬、陈琦辉。
2月5日,《福建建阳众志成城打好疫情防控狙击战》的报道出现在人民网、人民日报公众号,随即被经济网、搜狐、网易等媒体转发。
我所知的贵州省毕节市的群防群控
毕节在贵州高原之脊,有930万户籍人口,46个民族,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地级市,也是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人口最多的地级市。由于贫穷,毕节外出打工人口就高达200多万,春节前夕正是乡亲们纷纷返乡过年的时候,会有多少人把新冠病毒带回来呢,领导们顿时感到危险就在身边!
市委书记在会上说:要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部署,落实省委有关会议精神。要坚决抓好“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大排查、大筛查,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坚决守牢疫情不扩散不蔓延的底线。要加大对高铁站、机场、客运站等人员密集场所的检查力度,坚决做到应查尽查、全面登记、严防死守,对与疑似病例同车、同机的人员要全力跟踪查找,切实做好医学观察等工作,工作方式要坚决有效。
今年是脱贫攻坚任务必须完成之年,如果没有防控住疫情,势必严重影响脱贫攻坚,这是输不起的两场攻坚战!会上要求,我们叫群众不要串门,但我们党员干部要出来做防控工作。保一方父老乡亲平安,是每个干部的重责大任!会议一结束,市委书记和常委们都到各区县防控一线去了。
诸多标语,您自己看。
毕节乡镇干部和村民一起卸萝卜
滥木桥村的农民党员李权听说要向武汉捐萝卜,把留在地里的200多斤上好萝卜送到了镇政府。
小坝子村村民袁峰花了一天时间组织家人把家里的5000斤萝卜全部运到政府。第二天,袁峰又去帮助其他村民收萝卜。做这些,大家都是义务的。
毕节纳雍小坝子村村民袁峰卸萝卜
非典时期的群防群控
1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北京市“流调大队”2500人覆盖18个区县,凝聚京城千万众群防群控,是北京保卫战中最大的一个战场,同时也是防止疫情从北京扩散到全国各地最重要的一条战线。
4月17日后,北京成立了“流调组”,这个组在全局的战略地位逐渐被认识到“极端重要”,因为没有比保护广大健康人群更重大的事了,这是狙击战最核心的任务,是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最科学的武器。领衔这个组的是市委副书记杜德印。
“上线,谁传给你?下线,你接触谁?”
这是他们要向每一位患者进行调查的基本问题。
进病房,亦如医生问诊那样,面对面的问询使他们也随时有被感染的危险。正是这艰险的侦察,才使散落社会人群中的一条条传染链清晰起来,才可能阻断它与健康人群的联系。
“流调”工作就是侦查疫情的工作,侦知了疫情的流窜线索和“密切接触者”等,才能实施隔离,从而创造出安全区。
仅靠2500人的流调大队是不够的。发动群众,建立社区安全屏障、村镇安全屏障……发动千百万群众,这是共产党最有力的本领。社区严格进出,挂出“本小区零感染进入第几天”的牌子,村庄站岗放哨……村自为战、校自为战、社区为战、工地为战,一场狙击非典的人民战争真正波澜壮阔地展开了。
此作为被称作群防群控,当时共分为六大战区:街道(社区)、学校、工地、农村、企业、城乡结合部。
街道(社区)是一座城市躯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要统一对住宅楼的公共场所、公共部位定时消毒,这里就有很大的工作量。街区还需要加强对三类人群的管理,即返乡大中专学生、外来务工人员,以及外出打工返乡人员,要建立跟踪档案,要监测记录他们是否发烧的健康情况。
每个街区的工作人员都成为高速运转的机器。挂着臂章的居委会老太太,不辞辛苦地日夜工作,比比皆是。想一下,不远处的医院里正进行着死去活来的救治,医院的SARS病房已经扩建再扩建仍然紧张,为了尽最大努力减少感染者,街道、社区的紧张工作,俨然是真正的战区工作。因工作量巨大,密云县还抽调了529名机关干部,走进29个重点社区,当起了589栋楼的防非典“楼长”。
非典时期,也出现了不少幽默的抗非典短信,不知道那是谁的作品,但知它在社区里广泛传播,以下是之一
北京是中国最多高等院校的城市,还有137万中小学生。非典疫情爆发后,有不少大学生已经返回家乡,后来又陆续有大学生返校。北京是重点疫区,大学生返回家乡的时候,是否会把疫病带回家乡?学校需要建立与该学生家乡防控部门的联系,这是必需的负责任的做法。一旦失职,就会受到公众的指责。大学生回校的时候,学校已建立起严密的防控秩序,他们会不会在路上把疫病带回学校?所有这些都需要在防控之中。
非典时期的网上授课,空中课堂,则是一个新事物。
北京市教委从4月24日起就开通了专题学习网页“课堂在线”,以北京市教委信息网为主体,依托人大附中、101中学、汇文中学等六所网校,帮助学生解决在家自学期间遇到的问题,指导学生自主学习。教学范围从小学到高中,涉及语文、英语、政治、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等学科。
从5月6日开始,北京市中小学生继续放假两周。北京教育部门联合多媒体开办了“空中课堂”。
包括三部分:一是电视课堂。由中国教育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提供平台,北京市教委组织一批特级教师指导学生自学。二是广播课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辟6小时广播教学,安排英语听力、艺术课堂、科普知识等学习并组织答疑。三是继续推进网上学习。“国家基础教育资源网”6日正式开通,由教育部基础教材课程发展中心与中央电教馆共同开发,为全国中小学师生提供教育教学资源。
流调工作再进一步就推进到:不能等到发病了再调查,要主动出击到广大人群中去排查。
以上六大战区,每一块都是千军万马,每一块都轰轰烈烈,充分体现出卫生工作与群众相接合有多么重要。
2
没有群防群控,挡不住SARS蔓延
全国各地也因群众的广泛参与而处处显出成效。
5月6日,河南郑州火车站、汽车站,一些酒店、宾馆门前,河南项城市城乡的一些路口、村头、小旅店,以及汽车站,贴着一张紧急协查通知,内容是:5月5日,河南项城人刘克祥,男,47岁,在北京海淀区医院确诊为SARS患者,在北京市转运非典防治专科医院途中逃匿。为防止该病人在返乡途中传播疫病,河南省非典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协查通告,请各方查堵此人。
四川省叙永县与云南贵州接壤,是个“鸡鸣一声闻三省”的地方,但也历来是川滇黔三省商贸集散地,全县有60多万人口。叙永县恐外出打工的农民返乡带来非典,本县未及时察知,一旦发生传染不好办,于是设置奖金鼓励全县人民举报非典患者和可疑对象。
叙永镇一位乡村医生向县医院举报了一例“非典疑似”。
县医院立刻根据线索找到那个“疑似”。
他正在发烧。立刻将他隔离治疗。后确诊为非典患者。
这个举报的乡村医生受到县政府表扬,并获得了200元奖励。同时也使那位患者及时得到治疗。
山西省疫情之重,甚至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疫区。山西农村医疗资源也很弱,诸多市县不得不使用了战争年代“民兵”的方式,来设岗防堵疫情。吕梁全区就组织起十万民兵,制作了统一的标识,配备防护用品和交通工具,在农村各主要路口,对务工返乡和流动人员进行检查、检疫和登记。此举对于防止非典流入村庄效果明显。
河北张家口外出务工农民达26万人之多,且大部分在北京、山西。从4月上旬开始,外出务工人员就有返乡的,并迅速增加。张家口全市组织了三万多名市、县、乡村干部,包村包户死盯死守,市、县、乡、村建起了四级防疫系统,8000多名乡村医生进村入户消毒、体检。村村路口设立检查站,实行24小时监控。
可以说,各地运用了具有当地特点的防控方式来堵截非典,有收集不完的故事,不胜枚举的例子。共同的特征即鲜明的无可替代的群众性。
当这年夏天,电视不再报还有新的SARS感染者时,人们说“非典走了”。好像非典是自己走的。有专家说,病毒都有自限性,好比病毒性感冒,到时候它就走了。在一些人看来,你不抗击SARS,它也会走的。也许专家有专家的科学真理。我写下这一章,只想提供一个备忘——
有很多证据可证疫情已经从北京沿着铁路、公路和航空,南下、西进、北上,疫情已经在许多城乡的旅店里栖息,已经乘着车在许多环山公路上奔驰,已经抵达很多村庄的路口,在村口被截住!
“站住,不许动!”就在村前,突然冒出来防控人员对跑回来的同村人一声喝,然后就把他们带去隔离。
如果不是从北京开始就有成千成万的人们,投入到各个社区和角落去,做了许许多多蒙着口罩默默无闻至今也不为人知的截留防控工作;如果不是沿途有许多发烧者被发现、被截住、被隔离;如果不是有数不清的群众投入到村自为战、校自为战、社区为战、工地为战……如果不是老百姓严防死守,非典疫情蔓延到广袤的农村,这并非杞人忧天。
如果没有“卫生事业和群众运动相结合”这个法宝,科学将会怎样告诉我们SARS的传染性有多严重,死亡率有多高,中国农村有多少人被感染;当大量的感染者运送到医院,又有多少医生护士被感染……
SARS是会走的,就像曾经横行人间的鼠疫、霍乱都走了。但不能忘记,十四世纪被欧洲人称为“黑死病”的鼠疫大流行,曾致使欧洲损失三分之一到一半人口;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也是“阶段性”的,就那个“阶段”,就造成至少两千五百多万人死亡。
我想说,SARS走了,在中国城乡许多人都还严阵以待准备着打持久战时,SARS走了。但我们不能忘记那成千成万投身到防疫中来的群众。没有“群防群控”,光靠医疗,是不可能挡住SARS蔓延的。中国在2003年4月20日后,抗击非典取得艰难卓绝的成就,首先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成功。
莫忘他们!
莫忘毛泽东主席说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非典启示录》节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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