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1949年李克农宣布外交部机要处长任命，底下人问：这是哪位同志？
1949年11月8日，位于北京东单外交部街31号的灰色洋房里正举行着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成立大会，51岁的周恩来发表讲话并郑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
在会上，李克农副部长宣布了外交部的干部任命，随着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从他的口中念出，这些新中国第一批的外交官也即将用他们的心血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添砖加瓦。
但当李克农提到机要处长的任命时，底下参加会议的同志都面面相觑，因为这个新晋的机要处长，大家听都没听说过他的名字。
有人小声地询问身边的人：“这是哪位同志？”但问了一圈，也没有一个人能准确说出此人的身份。
这时候，周恩来笑着为在场的同志主动介绍：“周竹安可是一名忠诚的老同志了，曾经在法国、比利时学习工作过，他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杰出地下工作人员。”
由于地下工作的隐蔽性，像周竹安这样的革命同志必须注意隐藏自己的身份，成为革命战斗中的“无名英雄”，但周恩来总理和李克农副部长对周竹安作出的贡献是了解的。
那么周竹安在过去究竟做过什么，为什么能被任命为新中国外交部的机要处长呢？
周竹安是湖南长沙人，父亲和祖父都是地主家的长工，平时靠耕种做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周竹安也应该会子承父业，成为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但他天资聪颖，读书又刻苦，家里人知道学习的重要性，宁可节衣缩食也要供他上学。
在成功考上长沙师范学校后，周竹安遇见了一个对他未来道路至关重要的人，那就是毛泽东的老师、人称“延安五老”之一的教育家徐特立。
徐特立非常欣赏这个聪明勤奋的学生，所以常常提点照顾他。
1912年周竹安从学校毕业后，就留在师范附小做一个小主事，他在徐特立的影响下，一开始也打算走“教育救国”这条路，但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唯有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才能让黑暗腐朽的社会焕发新生。
1925年，周竹安就受到毛泽东等人的号召正式投身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第二年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年轻气盛的周竹安大展抱负。
他不仅作为省农民协会的秘书协助毛泽东、柳直荀等人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还加入了毛泽东所领导的“新民学会”，和毛泽民、何叔衡等革命人士结下深厚的战友情。
但就在革命事业发展得如火如荼时，危机突然到来了。
1927年4月12日，一直居心叵测的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和他的爪牙搜捕、屠杀共产党人，打击共产党组织，妄图以此扼杀中国革命的希望之火。
出于安全考虑，周竹安在中共湖南省委的安排下留在长沙，转入地下继续革命工作。
1928年的年初，此时距离“四一二”那个黑暗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势力并没有停止对共产党人的戕害，在谢觉哉、夏明翰与周竹安三人一起被调至湖北省委时，夏明翰于汉口不幸被捕。
但革命者是永远杀不完的，夏明翰在狱中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绝笔，以此勉励了无数还在坚持革命的有志青年，其中就包括了周竹安。
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工作有多危险？
夏明翰的英勇牺牲已经告诉了周竹安，但从前的那些革命人士都拥有一种看淡生死的勇气，周竹安也是如此，他始终坚定自己的信仰，不因危险而动摇。
1928年5月，国民党突然实施抓捕行动，我党一名交通员不幸被捕，他的身上有封要命的信件！
这封信没有任何内容，只是一个空信封，但信封上面偏偏记载了熊瑾玎和中共湖北省委秘书处的地址，不止如此，周竹安的名字也登记在了上面。
那时候的周竹安租住在一间小旅馆里，因为他有刻图章的手艺，所以干脆拿图章小贩作为自己表面上的工作，他凭借这个社会身份已经成功躲过了国民党特务的多次搜捕。
敌人根据这个信封透露的信息倾巢而出，一部分人前往小旅馆逮捕周竹安，另一部分人则前往熊瑾玎所在的地方，提前得到消息的熊瑾玎以最快速度进行转移，成功躲过一劫，但周竹安并没有那么好运，他来不及转移，被国民党的特务堵了个正着。
其实当时国民党的特务除了那封信件，并没有其它实质性的证据证明周竹安的身份，但他们从来都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人抓起来，用严酷的刑罚逼迫犯人说出实情，因为他们相信，没有人能够在遭受过这些刑罚后还能坚守秘密。
他们低估了革命者的坚强。
周竹安被折磨得生不如死，全身上下被打得没有一块好皮，他无数次因为疼痛昏过去，又无数次被敌人用凉水泼醒，然后被迫面对下一轮更加残酷的刑罚。
但周竹安始终没有屈服，他通过敌人的言行推测出他们没能抓到熊瑾玎，只要自己能够坚持不说出任何秘密，就可以保护省委其他同志的安全。
敌人逼迫他承认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他咬紧牙关，坚称自己只是一名刻图章的小贩，莫名其妙被抓了进来，更不认识什么熊瑾玎。
特务们手段用尽却一筹莫展，他们没有从周竹安身上得到任何信息，也无法将他定罪，所以只能把人继续关着。
而共产党永远不会抛弃任何革命战士，熊瑾玎在风声过后，打听到了周竹安已经被捕的消息，于是立刻将情况上报，经过其他同志们的多番营救，周竹安总算是被保释出来了。
但周竹安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是无法继续留在湖北省委继续工作的，于是，周竹安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和老师徐特立一起前往上海，协助、保卫周恩来进行工作。
1928年年末，周竹安作为中共驻欧洲支部负责人之一前往法国，一待就是十多年。
中国人对于故乡一直怀有种特别的感情，周竹安出国的这十几年当然是难熬的，但他并不孤独，因为在他的身边有无数为了同一个目标共同奋斗的革命战友，这些人在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下，汇集国外同胞的力量，为反对帝国主义作出了巨大贡献。
1939年10月，由于德法战争爆发，周竹安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
他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前往重庆，见到了老伙计熊瑾玎、吴克坚等人。
当时熊、吴两人都以《新华日报》为战地，协助周恩来进行革命工作，所以周竹安一开始也打算进入报社工作的，但组织上经过分析，认为周竹安的条件更适合另一个岗位，那就是作为地下工作者开展隐蔽工作。
因为周竹安旅居欧洲十几年，早就淡出国民党特务的视野，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
周竹安欣然接下了党组织交给他的重任，前往重庆国防动力酒精厂当秘书，这个酒精厂的老板任宗德和熊瑾玎关系密切，是一名为革命出力不少的进步人士。
任宗德后来在回忆周竹安为自己工作的这段时间时，讲述了自己在对方的建议下开办面粉厂、锯木厂和银行的过程，任宗德凭借兴办工业赚得盆满钵满，而这些钱都成为了革命成功的重要基石。任宗德并不吝啬对周竹安能力的夸赞，他说：
“在我发展经济实业与资助革命事业活动中，有一个人所起的作用最为巨大，那就是周竹安，我一直是通过他和《新华日报》秘密联系的。从1940年到1946年，我通过周竹安给《新华日报》提供了大量的周转资金。当时我什么都交给他管，包括支票和公私图章，他无论要借多少钱，只要和我说一声，我都不会推辞，因为我知道这些钱都是用在抗日救国上的。”
周竹安创造的价值还不止如此，后来任宗德出资开办大孚出版公司和联华影艺公司时，他也出力不少，但这些功绩当时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因为周竹安是个地下工作者，这注定他只能做一个无名英雄，直到很多年后，他在过去对新中国的贡献才为人所知。
而最让人赞叹的，当属周竹安在湖南和平解放时发挥的巨大作用。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十二、十三、十五兵团已经以三面包夹之势包围了湖南，其中萧劲光、陈赓、程子华率领的几十万大军直逼长沙，驻扎在湖南的国民党军队就像被关在瓮里的王八，绝对没有逃脱的可能，摆在他们面前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战败。
但解放军部队只是围困国军，却没有发兵，因为我军还是希望能够和平解放湖南的。
如果说驻扎在湖南的队伍是侵略者，解放军会毫不客气地发起进攻，但国民党军队里的也是中国人，可以说，如果不是蒋介石为私利一意孤行，抗日战争后中国早就开始重建家园。
所以我党始终希望能够减少战争带来的损失，如果被围困的国军负隅顽抗，两军交战一定会有牺牲，而这些牺牲，削弱的都是中国的力量。
当时国民党省长程潜和兵团司令陈明仁也有起义的打算，只是他们没有办法联系上毛主席，而在与解放军谈妥起义事宜前，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因为他们身边有蒋介石安插的棋子。老蒋那么精明一个人，他可能看不出中国解放已经成为定局了吗？但是他存了“我不好过，也不让你好过”的心思，逼迫军队继续顽抗。
蒋介石当初安排程潜担任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是为了防止打仗时桂系给他添乱，但他同样不信任程潜，担心程潜会倒向共产党，起义“背叛”自己，于是命令李默庵、黄杰担任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一职，监管程潜的行动。
鉴于这个情况，中共上海社会部负责人吴克坚安排周竹安前往长沙进行争取程潜、陈明仁起义的策动工作。除此之外，周竹安还需在长沙架设秘密电台。
各个岗位上的地下工作者在接到任务后开始有条不紊地工作，在周竹安和译电员章朴抵达后，电台的设备已经被顺利护送到了《湖南日报》的编辑汤永安位于长沙顺兴桥的家中。
周竹安几经奔波，总算敲定了电台架设的地址，至此，一张情报网在长沙铺开，无数重要情报通过电台及时、准确地传递给了党中央，其中甚至包括了诸如国民党湖中地区的兵力、编制、调动和作战计划，这些关键信息将胜利一点点推向正面战场上的解放军部队。
周竹安让族弟周茂僧代自己负责联络，而自己则将全部精力灌注在策动程、陈二人起义上。
他分析了两人过去的社会关系，找到了一个关键人物，那个人就是参加过建立苏维埃政权、又做过国民党高官的黄雍。
黄雍是周竹安被调到南方局社会部做情报工作时发展的重要情报关系。
当时黄雍已经亲眼见证过国民党官场的腐败与混乱，对国民党早就失去了信心。
周竹安根据这个情况，常常借着找族弟周茂僧的机会去往黄雍办事处，他推心置腹地和黄雍谈话，分析局势，讲革命道理，坚持不懈地进行游说，希望黄雍能够重新为共产党工作，而他也相信，黄雍的身份是可以在和平解放工作中发挥巨大作用的。
在周竹安的努力下，黄雍倒向共产党，成为了我党情报战线上的一员得力干将，为我党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情报。
周竹安通过他，策动了湖南绥靖副总司令王劲修、国军第63师师长汤季楠等人参加起义。
国民党的军队就好像立起来的多米诺骨牌，周竹安用力推动了第一张，其他人也接连倒戈、走上正确的道路了。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周竹安在国民党空军第四军区陆空联络组组长苏本诚的引荐下，争取到了驻扎在衡阳的空军第四军区罗司令，刚好破坏了当时白崇禧的一项计划。
白崇禧知道赣江在这个季节会涨水，所以直接下令，要求这个罗司令派飞机炸毁赣江大堤，大家可以想象，赣江大堤一毁对附近的老百姓来说意味着什么。
还好当时罗司令已经来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下，他故意拖延时间，迟迟没有下达命令，成功保住了赣江大堤，间接拯救了无数人的性命。
周竹安做了无数工作、进行了无数周密的安排，就是为了顺利策动能够左右战局的关键人物，程潜。
程潜虽然有起义的打算，但是他还是害怕的，因为蒋介石之前对毛人凤放过话：“湖南不能再出一个傅作义！”
这句话说完没多久，和中共有密切关系的唐生明就遭到了特务的袭击，虽然他侥幸活命，但追随程潜起义的国民党警察局局长刘人爵却被特务杀害了，发生的一这些事就像蒋介石给程潜的一个警告。
周竹安第一时间发现了程潜思想上的动摇，他立刻联络了程潜的亲信萧作霖、李维城等人安抚程潜，又让和程潜有师生情谊的黄雍深夜前往谈话。
黄雍冒着风险告诉了程潜自己的真实身份，经过一番周旋，顺利地从程潜口中知道了他的顾虑，周竹安结合程潜的情况，写了一份详细的文书报告给了党中央。
7月2日，周竹安带着中共中央的复电找到了程潜，这封电报给程潜提供了“表面主张湘桂合作”、“（程潜）应力求留在长沙，作为内应”的建议，也表达了中共中央的期望。
在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后，程潜心中大受感动，他不再犹豫摇摆，而是坚定地追随共产党和平解放湖南。
至于另一个重要人物陈明仁，周竹安也在唐生明的帮助下争取到了他。
8月4日，程、陈两人宣布起义，这同样也代表了长沙成功和平解放。
周竹安这次成功的策动对后来四川、云南、甘肃等地的和平解放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程潜、陈明仁的起义为各地还在“奉旨”顽抗的国民党将领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让大西南得以迅速解放。
完成了一项重任的周竹安总算松了口气，他走上街头，和无数欢欣雀跃的长沙市民一起迎接解放军进城，看着人民脸上的笑容，这个在隐蔽战线上工作多年的革命战士不禁流出眼泪。
他出生在一个黑暗的年代，是共产党为他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抱着随时可能牺牲的决心一步步走来，终于在今天和乡亲父老们一起见证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周竹安知道自己是幸运的，因为胜利背后，有无数英勇的革命者永远地倒在了黑暗中。
1949年9月，李克农下达命令，要周竹安来北平汇报工作。
当时周竹安汇报完自己在长沙的策反工作后，表示现在国家情况还不算稳定，那些隐藏在暗处的敌人随时可能冒出来搞破坏，而自己的身份目前还没有暴露，可以继续隐藏身份进行地下工作。
任宗德曾经在回忆录中形容过：“周竹安为人深沉、谨慎、实在，从不显山露水、抛头露面。他甘居幕后，埋头苦干。”周竹安此时的行为恰好应证了任宗德的评价，他清楚继续隐藏身份意味着什么，他会被误解、受委屈，老百姓可能永远不知道他对新中国的贡献。
周竹安清楚，他也愿意成为这样一个无名英雄，默默无闻一辈子，为国家和人民献出自己的一切，所以当李克农宣布他担任机要处长一职时，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周竹安究竟是谁。
让周竹安在新中国外交战线上工作，是周恩来总理的安排。当时李克农正协助周总理组建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周总理在听说了周竹安的情况后，结合这个人过去的经历，认为他更适合外交部的工作，于是任命他为机要处长。
1954年，周竹安等14人被选为第二批驻外大使，12月初，已经年过60的周竹安离开祖国，以驻保加利亚大使的身份抵达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他是两批驻外大使中年纪最大的一个。
这份工作，周竹安一干就是三年。
1977年7月23日，为国家奉献了大半生的周竹安永远地离开了人世，组织对他过去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呼他的逝世为“我党的一个损失”。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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