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又是奉天！
奉天，大清帝国的龙兴之地，取自奉天承运，意译为天眷盛京。
奉天四平街（中街）
满清统治者入关后，就将广袤的中国东北地区作为“圣地”封禁起来，设盛京、吉林、黑龙江三位将军，实行将军镇守制，严禁流民居住开垦。千百年来，游牧民族在这片土地上逐水草而居，没能真正察觉到她足以创造出一个工业社会的丰饶。而在西方列强打碎了天朝上国“昭昭天命”的美梦后，这片未被开发的圣地也迎来了全新的时代。
北洋海军旗舰定远号
北洋海军残破的舰队在大火中发出哀嚎，主桅上的巨大龙旗被烧成灰烬。大清帝国成了一幢只需轻轻一脚就会散架的破屋子，先是俄罗斯人，军刀加条约，拿走了外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乌苏里江东、海参崴沿海加上狭长的库页岛；后是日本人，前赴后继冲击旅顺要塞，将大连收入囊中。
东北地区地图（含外东北）
初代移民的拓荒生活充满了苦涩的辛劳和收获的愉悦，一场狂风暴雨注定等待着这些心怀田园梦想的人们。新时代的灯光再次照到奉天，一个人走了上去，这个人叫张作霖。
东北王时代
张作霖，奉天省海城县人，字雨亭，小名张老疙瘩，原本姓李，因过继母系改姓张。出身贫农的他卖过包子、当过兽医。19岁时投入驻营口的毅军，甲午战争失败后，返乡参加地方保安队。1901年被盛京将军增祺收编，擢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
1910年，年轻时的张作霖（前排中）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在新时代的混乱中，张作霖也摸到了扶摇直上的梯子。经奉天省君主立宪派领袖袁金铠保举，他被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重用，任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残酷镇压革命党。1912年辛亥革命胜利，袁世凯上台，张作霖又立马倒向袁世凯，就任陆军二十七师师长。
三年后，袁世凯洪宪称帝，张作霖予以积极支持，甚至表示“如帝制不成，死不再生”。可纵是如此积极，也只被册封为二等子爵，张作霖勃然大怒，于云南讨袁护国军起兵之时提出“奉人治奉”的口号并逼走了袁世凯亲信段芝贵。垂危的袁世凯唯恐张作霖在这个节骨眼出兵北京，便任命张为奉天将军督理奉天军务。袁世凯死后，张作霖就任奉天督军兼省长，彻底把握了奉天省的军政大权。
随后，张作霖以“东三省巡阅使”的名义向吉林、黑龙江二省夺权。先是同时拉拢黑省内的实权派，获得了“一切唯雨帅之命是从”的臣服。后在日本人的支持下，驱逐了吉林督军孟恩远。尽管张作霖在辛亥革命前夜的东北军政人员中榜上无名，但通过奉天这一得势舞台和自己一番神操作，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中国东北也自此进入了奉系军阀统治时代。
张作霖（1875-1928）
太阳下的阴影——日本帝国虎视眈眈
于二十世纪初跃升为帝国列强的日本，通过日俄战争，获得了新关东州（大连旅顺）的统治权和中东铁路南满段的管辖权。
中东铁路
描绘中东铁路的明信片
为了管辖大连旅顺和南满铁路，日本成立了关东军，机关中枢设在旅顺。其“关东”二字意为山海关以东，与日本本土关东地区无关。这支山高皇帝远的部队将会大幅改变中日两国的历史走向。
辛亥革命后，日本内部在扶持在华代理人方面出现了分歧。参谋本部（二部）、关东都督和以岛川浪速为首的日本浪人，主张支持满清残存贵族组建的宗社党，其行动被奉军和东北民众挫败。于是，以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张作霖军事顾问菊池武夫为首的“挺张派”占了上风，力求扶持奉系军阀为日本的的代理人，扩大日本在东北的利益，并帮助奉张政府扩充武备、训练军队。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部
于是日本对东北的投资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趁着欧洲列强忙于争斗，日本急剧扩展了对外贸易投资。1913年，日本对东北的商品输入为29,775,000元，到1918年增至35,166,000元，增加了一倍多。东北对日的输出额也由35,166,000元增至58,491,000元，增加60%。东北盛产的大豆，几乎都被日本垄断，80.9%运往日本和朝鲜。横滨、正金、朝鲜银行等金融势力云集南满沿线各大城市。日本在东北设立的大型公司和工厂更是遍布各处：“鞍山铁矿振兴公司”、“奉天南满洲制糖会社”、“满洲制麻株式会社”、“奉天满蒙毛织株式会社”等等……其中最为出名的“满铁”，在1915到1919年间的投资就高达1700多万元。
可以说此时日本的军方、政要、民间势力已经遍及东北各处了
东北王首次入关——第一次直奉战争
1920年统治北京政府的皖、直军阀之间爆发直皖战争。张作霖助直倒皖，并于同年8月4日入京，与直系人物曹锟共组靳云鹏内阁，统治北京政府。1921年5月，张作霖任“蒙疆经略使”，其势力也由东三省扩展至热河、察哈尔、绥远。
然而，军阀之间的事可不仅仅是他们的事，更是帝国列强的事。张作霖仍想往长江流域发展地盘，并为了寻求日本的支持，在北京政府组建亲日内阁。这一切都被支持直系军阀的美国、英国看在眼里。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尽管表面上列强达成了妥协，可实际上美国获利更多。美英和日本在暗中较量，直系吴佩孚和奉系张作霖则在明面剑拔弩张。
吴佩孚 （1874-1939）
在一系列的外交试探和军事挑衅后，吴佩孚召集直系将领行誓师礼，并慷慨陈词：“此次系共和与帝制之最后战争，胜利我将解甲归田、裁兵恤民；败则我惟一死，以谢天下！”张作霖于次日针锋相对发表“沁”电：“乃吴佩孚者，狡黠成性，殃民祸国，醉心利禄，反复无常……涂炭生灵，较闯献为更甚；强梁罪状，比安史而尤浮。唯利是图，无恶不作，实破坏和平之大憝，障碍统一之巨奸。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怒！”
1922年4月28日，张作霖抵达军粮城，自任“镇威军”总司令。29日，奉军发出总攻击令，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
然而，人数、装备占优势的奉军，却被直军打得丢盔卸甲，死于敌军炮火的有2万余人，战伤逃亡约1万人，被直军围截缴械的约有4万人。
张作霖时期的奉军
直系军阀除了在军事上沉重打击了张作霖外，还要在政治方面将其碾压。吴佩孚对记者称：“张作霖无故进攻临省，使人民蒙害……彼何能再为东三省巡阅使及奉天督军，当然将彼之现有各职褫夺，使彼退为平民……”大总统徐世昌自然心领神会，次日即发布任免令，免去张作霖一切职位，由奉系吴俊陞、冯德麟、袁金铠等人接任，企图分化奉系内部。
然而奉系内部非常团结，吴、冯、袁等人皆拒绝接受任职。张作霖本人立刻通电宣布独立，宣言东北自治，不受北京节制。“于五月一日起，宣布东三省一切政事由东三省人民自作主张……”自此，张作霖关上了山海关大门，苦心经营东北。
整军经武——打造天下第一强军
直奉战争的失败暴露了奉军作战素质的低下，张作霖决定集三省之力，打造天下第一强军。“鉴于旧军之不振，乃思成一新势力。”1922年7月24日，张作霖在奉天省设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自任总监，实行“精兵主义”。将所有的部队整编为陆军3个师、27个旅，骑兵5个旅，而且每旅以3个团为标准，约计有25万人的兵力，并扩编了两个炮兵独立旅和一个重炮团。
在人事上重用具有专门军事知识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新派军人，设立包括东北陆军讲武堂在内的军官学校，以作为新一代本土军人的摇篮，张作霖自兼堂长，张学良兼总督，全军各师旅参谋长均改由军官学校出身者担任。招请留日留学生和内地军官学堂毕业生，识拔军官，按月发放厚薪，日夜操练。
奉张政府大幅度投入兵工建设。奉天原兵工厂只能制造枪弹和手榴弹。1922年夏，由杨宇霆督办，任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韩麟春为厂长，先后成立枪、炮、炮弹、硫酸、炼铁等厂。到1924年，其员工已超过6000人，每年可产75mm野炮200门，120mm、150mm重炮100门，每月可产辽十三步枪1000支，每日夜可造步枪弹40万发。“规模之宏大，设备之完善，不只全国第一，即日本人亦为之侧目。”在陆军新兵种建设方面，奉军更是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张作霖购买了法国雷诺坦克，组成了独步全国的“铁钩子”战车队。
奉军战车队
奉军又斥巨资，打造了全国第一的空军和海军。重建东北航空处，下设东三省航空学校，张学良亲任校长，以重金聘请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毕业的飞行员赵延绪为教育长，聘请法国、俄国的优秀飞行员担任教官，并选择青年28人两次赴法国航空学校受训，其中就有日后的中国王牌飞行员高志航。成立“飞虎”、“飞龙”、“飞鹰”、“飞豹”四个飞行大队，先后从国外购买飞机近300架，由张学良兼任东北航空司令。
因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苦于没有自己的海军，张作霖设航警处，以沈鸿烈为处长，在哈尔滨、葫芦岛培训海军人才。发展到大小舰只21艘，共达32200余吨位，计有舰队官兵3300余人，居全国之冠。
东北海军镇海号水上飞机母舰
关外乐土——东北的飞速发展
不光要硬枪杆子，还得要鼓钱袋子。为了整顿东北经济，张作霖的“理财专家”——王永江上线了。身为张作霖高等顾问的王永江早年将近代警察行政制度引入奉张政府，消除了内部人事上的绿林气息。张作霖欲入关时，王永江竭力反对，主张修养民力并因此被冷遇。张败北于直系时方悔不当初，并任命王永江为奉天省省长，王也因此成为奉系“文治派”首领。
王永江的经济改革，以整顿税务为中心，对各税局规定年额，额外多收者发放奖金。为了筹款，他又大行“清赋”。所谓清赋，即将“浮多”——未纳田赋的土地，尽数清出。王的财政手段利官而损民，损下而益上，但奉张政府的预算以及内部私人财产因此大幅度增加。
除此之外，王永江又出台了许多改革措施，如废止没有收益的官营事业，将矿产开采完全收为官营；并将官有财产中有归民实必要者，速归民实；开垦荒地，补贴移民，“凡移民及其家属乘车，票价均较定章减至十分之四五”。种种政策吸引了大量移民人口，1900年时东北人口仅四百万，直到1927年，已经超过了2200万人。
奉张政府大力投资教育，于1922年成立东北最高学府——东北大学，王永江任首任校长，并以重金招聘关内的教育人才任教。东北大学的教育预算位列全国第一，是第二名北京大学的三倍多。
东北大学
面对接近渗透到每一个毛孔的日本资本，张作霖也展开了反击。1924年5月28日，张作霖宣布成立“东北交通委员会”，统一管理东北铁路、交通、电信等事业。奉张政府计划通过英美资本，修建打通铁路（打虎山至通辽）、奉海铁路（奉天至海城）等系列铁路网，在构建自己的交通系统同时，阻止“满铁”的“势力西渐”，引起了日方强烈的惶恐和反对。与此同时，奉张政府又从英美贷款两千万筹建葫芦岛港，以此与日方治下的大连港分庭抗礼。
短短数年间，东三省工厂林立，铁路交通，粮秣充沛，商贾富足，成为了当时中国最有发展的地区，与军阀混战的关内相比，俨然一副王道乐土的样子。
一雪前耻，独步中原——第二次直奉战争
为了对付吴佩孚，张作霖一面壮大自己实力，一面积极拉拢皖系军阀段祺瑞和孙中山国民党，打造了粤皖奉反直三角同盟，使独霸中央政坛的直系军阀陷入孤立的境地。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江苏督军齐燮元和浙江督军卢永祥为了争夺淞沪地区大打出手，齐属直系军阀，卢系皖系军阀，而皖系军阀又和奉、粤有反直之约。卢永祥被打得兵败下野并逃往奉天，江浙战争也因此成为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序幕。
卧薪尝胆的张作霖终于迎来了又一次挥师关内的机会，他以镇威军的名义自任奉军总司令，奉军此时已焕然一新，六路陆海空军一齐出动。而直系军阀内部却矛盾重重、内耗严重。
从1924年9月15日持续至11月3日的第二次直奉战争，是整个北洋军阀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直、奉双方共动用了超过42万海陆空军队，主要战场为热河和山海关，战线则由朝阳至冀东，规模空前。
热河战场由张作霖亲自指挥，因直军兵力不足装备陈旧，南路奉军接连攻克义州、阜新并直取朝阳，守城直军于半夜溃逃。北路奉军先后攻克建平、凌源，并在赤峰与直军激战得胜负难分。最后奉军出动空军轰炸赤峰才获得胜利，至此热河战场胜负已定，奉军先头部队直逼长城脚下的冷口附近。
山海关——天下第一关，是东北通往关内中原的咽喉。其北倚燕山，南临渤海，山海之间相距仅7.5公里，以“京师屏翰”、“辽左咽喉”之险要位置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直军对山海关一战早有准备，吴佩孚强调要“攻击山海关奉军最精锐部队”，“勿留后患”，并派直军第一总司令彭寿莘直接指挥的精锐第十五师抢占有利地形修筑工事。奉军投入山海关战场的亦为劲旅，奉军第一军（姜登选任军长，韩麟春任副军长）和第三军（张学良任军长，郭松龄任副军长）组成联军指挥部，与直军势均力敌。
奉军以优势空军轰炸直军阵地，直军则调来意大利高射炮进行射击。直军计划用海军奇袭奉军后方，但舰队两次起锚出发，都被奉军飞机击回。山海关之战极为血腥残酷，直军集中数十挺马克沁机枪密集扫射冲锋的奉军士兵，郭松龄又派3000名敢死队冲入直军阵地肉搏，双方阵亡逾万人，以至于郭松龄向直军提出休战以清理双方阵亡官兵尸体。当然，这一提议遭到吴佩孚拒绝。
面对奉军猛烈的炮火和一轮轮进攻，直军节节败退，而战局马上就要出现惊天的变化。
直军第三总司令冯玉祥，早就对吴佩孚、曹锟把持权柄、排斥异己的行为心怀不满，并与张作霖和段祺瑞密约起事。10月22日，见山海关战场的直军战况不利，冯玉祥星夜回师北京，囚禁了曹锟，逼迫其下停战令并罢免吴佩孚一切职权。冯玉祥于25日将所部改称为“中华民国国民军”。
冯玉祥的倒戈使直军大乱，奉军乘胜入关，郭松龄直接将直军主力围歼在山海关与秦皇岛间。丧失了军队的吴佩孚率残部登舰南下，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张作霖的全面胜利告终。
进入北京城的奉军
随后张作霖率军大举入关，占据直隶（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的大部地区。1925年6月奉军进驻上海，控制长江下游的富饶地区。至此，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发展至巅峰。其控制范围，除东三省外，“北起热河，南包苏皖，威逼京津，问鼎中原”。张作霖本人也彻底成为了北洋政府的最大实权人物。
由盛及衰——郭松龄的背叛
正所谓泡沫之下是急流勇退，表面风光的奉张政府此时已有风雨飘摇之势。
奉系庞大的军费开支沉重地落在了东北人民的头上，使得东北地区的民生苦不堪言。1919年奉军的军费支出为每月70万元，1923年就增至170万元。第二次直奉战争更是向三省人民摊派4800万元。
为了满足政府和军队的开支，东北的杂税越来越多，除正税之外，尚有战时附加税，连结婚、毕业、入学都要纳捐。为了搜刮民财，奉张政府又大幅印刷钞票，发行额从1917年的1700万元增加到1925年的514亿元。
当然，浮华的泡沫需要一个人来刺破，这个人就是奉军最强有力的将领——郭松龄。
郭松龄 （1883-1925）
郭松龄，字茂宸，1883年生于奉天盛京（今辽宁沈阳），在中国陆军大学学习后成为任北京讲武堂教官。1917年，他收到南方革命的感召，只身南下投奔广州军政府。1918年护法运动失败后重返奉天在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任战术教官，并成为张学良的老师。
在张作霖“整军经武”改革军队后，奉系内部的人事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奉系内部分为旧派和新派，旧派自然以张作霖为领袖，以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吴俊陞等与张作霖共同起家的老伙伴为骨干，他们掌控者东三省军政实权。新派中又分为士官派和陆大派，士官派均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以杨宇霆为核心，姜登选、韩麟春等为骨干。陆大派则大多为中国本土军校毕业生，以郭松龄为核心，魏益三、刘伟等人为骨干。士官派多位于上层，权势大；陆大派则遍及各个阶层，势力雄厚。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率部血战山海关，并围歼直军主力，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无论是奉系旧派还是士官派，都在战后获得了自己新的势力地盘，唯独郭松龄一无所获。而接管了江苏、安徽的杨宇霆和姜登选被孙传芳的五省联军驱逐后，安然回奉天做旧职，更是让郭松龄不爽。
就个人性情原因来说，郭松龄一直在心里受革命思想影响，没有其他奉军将领穷奢极侈、狂嫖滥赌的生活习惯，并对张作霖和日本长期暗通款曲感到恶心。更何况他的夫人韩淑秀毕业于燕京大学，思想进步，创办贫民学校、妇女补习班、拒毒会并常引郭松龄前往。归根到底，郭松龄和张作霖不是一路人。
对张作霖同样不满的，还有当年倒戈吴佩孚的冯玉祥。张作霖入主北京后，对冯玉祥的势力极度打压，并派郭松龄在天津、榆关准备对其采取军事行动。表面剑拔弩张，但俩人想一起去了。郭松龄便与冯玉祥签订了密约，共同反张。
冯玉祥（1882-1948）
1925年11月22日，也就是郭冯密约签订的当天，张作霖突然电召郭松龄从天津返回奉天述职。郭松龄意识到自己的行动已被张作霖察觉，便在滦州断然发出主和拒战、倒戈反奉的电报，要求张作霖下野，严惩罪魁杨宇霆，并拥戴张学良主政。
郭松龄手下的8万人，是奉军最好的部队。他向官兵发表讲话，请大家随他改革东北政治、修养民生，旋即率部开拔，到达山海关后将其所部改称为东北国民军，自任总司令。
此时从安徽败退回来的士官派人物姜登选正好被郭军撞见，郭松龄早就对杨宇霆他们俩恨之入骨，便当即将其枪毙并通告全国：“以为穷兵者戒”。
此时奉军主力散布关内各处，东北防守空虚，对郭松龄来说是个巨大的机会。出于师友情谊，张学良派人送信给郭，希望停止事端。郭却不以为然，两次复信表明态度和决心。
回到东北的郭军一路突进，接连击破张作相、万福麟、张学良的部队，进占锦州、新民，与奉军隔巨流河对峙。张作霖感到颓势难挽，准备兵败下野，在日本顾问的鼓舞下才稍微恢复了精神。面对灰头土脸的张作霖，日本人伸出了援手。日方趁张之危，提出了《满蒙新约》以承认日本人在东北享有的土地商租权和杂居权，以及在重要城镇设立使馆的权利。张作霖同意了，事后还特派王永江前往领事馆表达谢意。
由于日军守备队的阻止，铁路的中断和日方“严禁在满铁沿线20里内作战”的警告，郭松龄的部队穿着单衣在东北的严寒中缓慢行军。期间从黑龙江、吉林前来增援的奉军已经赶到巨流河沿岸并星夜布防。巨流河之战毫无悬念，疲惫不堪的郭军被打得七零八落，郭松龄夫妇被抓获。张作霖大喜过望，下令就地枪决并暴尸三日，对于剩余的郭军官兵，张表示概不追究。
郭松龄夫妇尸体
郭松龄反奉事件，大幅度削弱了奉系军阀的实力，期间死伤溃散的士兵以及损失的武器弹药，超过了奉军前两次入关作战的总和。由魏益三率领的郭军残部投奔了直军。东北财政和民生进一步恶化。可能是大失所望，王永江请求辞职，并叮嘱张休养生息巩固东北，不久病逝于大连金州。
最后的北洋军阀
张作霖没有听从王永江的建议，而是继续在关内寻找他的下一个目标。1926年1月，张作霖和吴佩孚化敌为友，共同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毕竟他们都被冯玉祥背叛伤害过。在排山倒海的攻势下，冯玉祥通电下野前往苏联，国民军残部则撤往陕甘。
1927年，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高举打倒军阀的旗帜大举北伐，冯玉祥的国民军残部亦加入其中。随后短短十个月内，吴佩孚和孙传芳相继被打垮，似乎下一个就是张作霖。亦敌亦友的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一同找到张作霖商议办法对抗北伐军，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北洋军阀第一次欢聚一堂。
11月30日，十六名将领联合通电，拥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以“统驭群帅”，次日张作霖身穿大礼服就职，并跪拜祭天。国民革命军的领导者，蒋介石，此时正苦于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并对“不安分”的共产党早就摩拳擦掌。最终在英国驻华公使的撮合下，成功与张作霖实行“南北议和”，条件便是干掉他们都厌恶的共党份子。
京津地区，行进在街头的奉军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张作霖逮捕并杀害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翼党员。而就在李大钊被逮捕后的第六天，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企图沉重打击中共和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北伐革命的事业因此破产了。
趁着北伐停止，张作霖于1927年6月18日，组成“安国军政府”，坐上了“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并组建了清一色的奉系内阁。这便是北洋军阀最后的回光返照了。
安国军政府成立后，张作霖检阅驻华美军
身为党内新秀的蒋介石出身行伍，他很快意识到了自己权力合法性所在：北伐出兵。1928年4月，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再度北伐，张宗昌、孙传芳的军队如土鸡瓦犬一般迅速溃散。奉军和北伐军反复激战，但迫于形势也节节撤退至京津一带。
面对北伐的革命军，日方越发担心自己在东北的利益。此时积极实行大陆政策的田中义一内阁已然上台，对华政策也愈发积极乃至极端。日方首要关注的问题，便是张作霖拖延未决的“满蒙新五路协约”，现在奉军节节败退，又是敲打的好机会了。
面对这份卖国条约，代理交通总长常荫槐拒绝签字并避往天津，路政司司长刘景山临时辞职，张作霖装模作样地看完合同后遗漏了落款处的日期和签名，日方代表事后补上了日期及“张大元帅阁下”的字样。
然而日方并没有就此放过张作霖，反而逼他尽早撤出北京并变本加厉提出了“解决满蒙诸悬案”的要求。因为日本当局看清了，北京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张作霖继续抵抗只会让战火波及东北从而损害日本的利益。日本驻华公使芳泽和驻沪总领事矢田分别向北京、南京两政府送出了“警告书”，并在蒋介石那里获得了“国军不进攻长城以北地区”的承诺。
张作霖失魂落魄地登上了返回东北的列车，好像一切都如几年前一样，仿佛一切都是一场空，他又失败了，又要回到奉天老家去。或许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发展东北、秣马厉兵，等待下一次机会。一旦这辆列车开回奉天，他还是那个张大帅，还是那个东北王。
然而，张作霖没有那个机会了。
当22节的专列行驶至皇姑屯车站的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处时，伴随着冲天的火光和巨大的爆炸声，张作霖的车厢被炸得粉碎，其他车厢起火颠倾，交叉点上的南满铁路钢架桥也被炸毁，全桥塌下砸在列车上。吴俊陞当场被炸死，六姨太马氏、日籍顾问嵯峨等人均被炸伤。张作霖重伤倒在血泊中，并被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用汽车紧急送回帅府，但由于伤势过重不治身亡。
皇姑屯事件爆炸现场
日本关东军原本料想东北会立马陷入大乱，并从中获利。可奉张政府秘不发丧，不仅照发和张作霖有关的电文，连厨房的饭菜和医官的药也照例备好，期间张学良化装返回，迅速掌控了东北的局势。
12月29日，张学良在奉天省署礼堂举行东北“易帜”宣誓典礼，并于31日就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自此，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活跃了32年的北洋军阀，也终于灭亡。
易帜之后，张学良将听上去具有封建气息的“奉天省”更名为“辽宁省”，意为“辽河流域安宁”。奉天的故事就此告一段落。
皇姑屯事件遗址
少帅张作霖时代
张学良，字汉卿，仅28岁的他于1928年7月4日上台把控东北军政大权。
“少帅”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一方面，父亲死后，那些位高权重的叔叔大爷们对张学良这个“孩子”非常不上心，有着很强的离心力。另一方面，刚刚北伐成功的蒋介石兵临关外，枕边又有日本人磨刀霍霍。可以说是内外交困。
东北政务的下一步走向，就成了中国乃至东亚政治的焦点。摆在张学良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像张作霖那样实行东北自治、巩固实力；要么彻底倒向南京国民政府，融入关内实现中国统一。
张学良致电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要，表示“学良爱乡爱国，不敢后人，决无妨害统一之意”。这自然引起了日本方面的强烈反对，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登门劝阻，表示“与南方合作就无异于要和我国对抗”，被张以“顺应大势”和“东省一依民意而决”回绝。
在张作霖的葬礼后，张学良又就“易帜”事宜与林久治郎和特使林权助展开了唇枪舌战，因有东北民众为后盾，张学良底气十足地回答：“余不能拂逆三省人民之心理而有所作为也。”会谈便在异常紧张的气氛下破裂。
为了给日本特使留点面子，张学良决定将“易帜”延迟三个月并将此于8月转达日方。9月，张学良派军与南京政府进行联合军事行动，肃清了冀东直鲁联军残部。至11月中旬，与日方约定期限已满，张学良乘日本天皇举行加冕典礼的机会，派莫德惠以庆贺专使身份赴日，并就“易帜”问题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谈，并终于将其说服。自此“易帜”的内外条件已完全成熟。
12月29日，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翟文选、常荫槐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东四省（含热河省）易帜，仰承大元帅遗志，遵守三民主义，升青天白日旗。蒋介石也在南京拜谒中山陵，宣告北伐成功。
以霹雳手腕敲山震虎——枪毙“杨、常”
如果说张作霖是老谋深算，那张学良就是想干就干、行事果断。这从东北易帜前后他迅速的连环操作可以见得。在稳定了外部局势后，“少帅”把目光投向了那些蠢蠢欲动的奉系老人。被选出来当典型的，就是杨宇霆和常荫槐。
杨宇霆，士官派首脑，张作霖的总参谋，郭松龄的死对头，也是东北自治的铁杆鼓吹者，竭力反对东北易帜。张作霖死后，杨愈发跋扈，对张学良以监护人自居，并称其为“小伙儿”。动辄“小伙儿过来……我与你讲……”
常荫槐，交通派首脑，黑龙江省省长、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中东铁路督办。其升官进爵皆由杨宇霆保荐，并在东北军缩编之际反而将黑省山林警备队大幅扩充。常也素来轻视张学良，称其“是个孩子，什么都不懂。”
事发现场，老虎厅
1929年1月10日晚，对此头疼不已的张学良选择丢硬币判断，朝上的是象征“死”的那一面。
说干就干，张即刻电召杨、常，称有急事。晚7时，二人赶到，当侍卫泡茶时，张学良说自己去拿哈密瓜给大家尝尝便离座上楼。此时早已埋伏好的四名卫士持枪而入，当场将杨、常二人枪毙于老虎厅。杨宇霆的奉天兵工厂和私人住宅也立马被军警团团围住。张作相、万福麟、翟文选等众多东北实权派被告知前来，在目睹二人尸体后，他们对张学良的霹雳手段震惊不已。
余晖洒向辽河——张学良治下的东北
“满蒙五路协约”随着张作霖之死化成空文，张学良接过了其父以铁路包围满铁的方针。
继1927年9月修通奉海路（奉天至海龙）后，东北当局又于1929年5月修通吉海路（吉林至海龙），并在打通路（打虎山至通辽）竣工后，将该路于洮昂路（洮南至昂昂溪）、四洮路（四平至洮南）联结起来，从东西两面将“满铁”包围。
1930年，葫芦岛港开工，张学良亲自出席开工典礼并发表演说。
为了对冲日资，东北当局大量引入美资。东北交通委员会向美国企业贷款一千万美元修筑通往鹤岗煤矿的运煤铁路，与美国福克尔航空公司签订《修筑奉天飞机厂协定》。1930年美国对东北的进口贸易，相比1913年增加了十倍。
较于张作霖时代对日合作和妥协，张学良积极推行官方和民间的反日活动。东北当局直接在“满铁”沿线设立税卡、禁止土地房屋向日本人售卖、禁止中日合办事业、取缔日本人旅行东北护照。东北学校内也竭力开展反日教育。
张学良主政后，大力发展农业，裁兵殖边、开垦荒地。到1929年4月，仅吉林省设立的农业试验场就达20多个（包括畜牧模范场、农业试验所、农业讲习所、农产种子交换所等等）。
在教育方面，张学良捐款扩建东北大学，并自兼校长，还拿出大量私资建立汉卿教育基金会，资助文教事业，送优秀毕业生出国深造。
此时的东北地区，有着全国79%的钢铁产量，93%的石油，55%的黄金开采，41%的铁路总长，37%的对外贸易，23%的发电量，是全中国最大的工业化地区。
东北军辽十四式150毫米大口径火炮
装备精良的奉军，是张作霖留给“少帅”巨大的遗产。在奉军改名为东北边防军后，张学良也开始了军队改革。
张学良将军队规模缩减，并将以师为单位参差不齐的奉军，改制为以旅为单位，并按军事职能和装备训练等级分为：国防军、省防军和非正规军。
国防军是东北军主力，每旅下三团，分驻东四省，有正规序列番号，担任国防职能；省防军负责省内治安，每旅下二团；警察、公安队、县自卫团等统称非正规军。尽管不如张作霖鼎盛时期奉军那般规模庞大，但明显精干整齐了。东北军仍有着全国第一的军工产业、最大吨位的海军舰艇、引以为傲的炮兵装备、精干的空军人才，装甲、防化、通信、铁道诸特种兵种更是一应俱全。
阅兵式中的东北军
辽十九式240毫米重型榴弹炮，为民国期间国产最大火炮，九一八事变时被日军俘获
事实证明，自大帅去世后张学良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手段无不正确。无论是国家统一的大是大非，还是对团队内部的镇压威慑，都堪称在关键的节骨眼做了正确的事。
越是雷利果断就越是顺利，越是顺利就愈发自信满满。这次“少帅”没有把目标投向关内，也没有对日本人下手，而是对新的对手开刀——占有中东铁路的苏联人。
中东路事件中的东北军阵地
由俄国修建的中东路，不仅是东北交通的大动脉，还在俄日的特殊管辖下，成为“国中之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号称与帝国主义为敌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成立。中东路的形势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24年5月31日，《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于北京签订，苏联方面废除沙俄时代签订的一切损害中国主权的条约，放弃一切租借地、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及庚子赔款等。苏联因此成为第一个主动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的国家。同一天，《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签订，中苏两国商定中东路纯系商业性质，设立中东路最高议决机关理事会，理事长为中方人员，副理事长为苏方人员。
1924年9月，苏联又与东北当局签订《奉俄协定》，苏联将中东路无偿交给中国的期限，由沙俄时代规定的80年缩短为60年，并允许期间中国将其赎回。可以说苏联方面的一系列外交政策，大大缓和了中东路的半殖民地局面。
直到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发动了以修订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的“革命外交”。张学良此时正全面亲近南京国民政府以实现东北易帜，自然是对其大力支持。
张学良把“革命外交”的目标定为苏控中东路，而不是日控南满铁路。原因在于，东北保安司令部俄文主任秘书张国忱听他的白俄密友说：苏联在国内实行的改革不得人心，而西方列强又高度敌视布尔什维克政权，使其陷入外交上的孤立。张学良便以此认为苏联内外交困，对中东路局势无力反抗。
中东路事件中的苏俄空军
东北易帜前夕的1928年12月24日，张学良指示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强行收回中东铁路电报局与哈尔滨市自动电话局。仅仅引起苏联驻沈阳领事的抗议及100万元安置费赔偿请求，并无更激烈反应。
1929年3月1日，东北当局再度与苏方交涉，苏联表示妥协并将原有俄国人担任的职务改为中国人担任。1929年4月，张学良派人收回哈尔滨气象观测站，驱逐教育厅苏联科长出境。没想到的是苏联当局再次妥协并默许。、
张学良因此愈发大胆，并于5月27日派军警突袭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逮捕39人，并扣押大量文件，随后封闭各处苏联领事馆。这大大突破了苏联的底线，但苏方还是请求放人并表示愿意缩小在中东路的管辖权。
按理说张学良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可就在这时，蒋介石给他打了一针强心剂。
与苏联的对抗，和蒋介石的反共防赤道路不谋而合。蒋介石表示坚决支持张学良对苏动武，并承诺中央愿意出兵十万并资助数百万银元。二人于7月7日在北平会晤，开会确认了收回中东路，驱逐俄籍共产主义者的方针。
7月10日，2000余东北军警强行收回中东路，将59名苏联官员驱逐出境，没收苏联在华公司，中断同苏联电报联络，查封苏联贸易代表处及国家进出口分局，共逮捕苏联人200余名。随后苏联交通人民委员表示希望和平解决，东北当局并未理睬。
在两次通牒被无视后，斯大林宣布中苏断交并命令成立红旗特别远东集团军，总兵力3万人。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义通电全国要求抵抗到底，大战一触即发。
战争过程和结果让人大跌眼镜，原本是先发制人且占人数优势的东北军在苏军炮火下死伤惨重。在扎兰诺尔前线，东北军第十七旅全军覆没，旅长韩光第战死。在满洲里前线，第十五旅被苏军包围，几乎全部被俘。
苏军展示缴获军旗
由于军事上的失败，张学良不得不与苏方谈判并签订《伯力协定》，恢复中东路战前原状、苏联人员职务及双方领事馆。张学良此举完全是两面不讨好，南京政府声称张学良仅仅是地方代表，无权参与国与国之间的谈判，对协定概不承认。
更重要的是，中东路事件对张学良此后的大事决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认为，日俄战争中日本人展现的战斗力强于俄军，而掌握主动权的东北军连俄军都打不过，面对日军必定难以招架。“少帅”的迅猛果断就像挥舞的拳头重重打在一堵厚实的墙上，失败的自负反而衍生出潜在的犹豫乃至退缩。
自中东路事件期间，苏联便占据黑瞎子岛。直至2008年，俄罗斯才将半个黑瞎子岛移交中国。
蜜糖、砒霜——新军阀时代的蒋介石和张学良
而国民党右翼领导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也是自孙中山死后在一轮轮的倾轧、站队中走到权利巅峰，但仍遭受着大量老派人物和地方实权派人物的针对，根基不稳。
孙中山逝世时，其时尚无蒋中正。因为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24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毫无悬念位居冠亚。而包括共产党人毛泽东在内的17名候补委员名单中，都不见蒋介石的名字。可以说蒋在当时还未崭露头角。
胡汉民（1879-1936）
蒋介石的机会在于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并投身于北伐事业。孙中山死后群龙无首，党内局势剑拔弩张。1925年8月20日，地位仅次于胡、汪的中央执行委员廖仲恺遇刺身亡。彻底引发了国民党内部的大分裂，形成了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汪精卫为首的左派和谢池、林森、邹鲁等持反共立场国民党元老组成的“西山会议派”。
蒋介石在调查廖案期间全力支持汪精卫，打击胡汉民，逼走许崇智，并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成为党内军事领袖。然而蒋汪矛盾不断加深，并以中山舰事件为导火索，引发了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对峙，史称“宁汉对峙”。
为了彻底打击汪精卫和中共，蒋介石早于同年三月就在吴稚辉、蔡元培等人的支持下决定实行清党，此举立马得到了江浙资本家的支持。“清党”于4月12日执行，大量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被屠杀，宁汉势同水火，甚至在“北伐大计”方面分头出兵，各打各的。
血腥的四一二“清党”
由于长江下游的封锁，武汉政权难以为继，并于7月15日决定分共，将中共彻底赶了出去。在胡汉民的调解下，宁汉两方最终言和。为了拉拢胡汉民讨伐异己，蒋介石竭力赞成胡的“党制”主张，形成了蒋胡合作的局面。
南方局势刚刚稳定，北方又爆发了空前的排蒋狂潮。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等地方实力派选择诉诸武力，整个战场东起山东、西至襄樊、南到长沙、北至河南，史称“中原大战”。战事正酣，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和邹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齐聚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声势巨大的反蒋同盟终于形成，两股势力犬牙交错、难解难分。
这个时候，张学良来了。
致力于统一而非自治的张学良，对南京政府的橄榄枝期盼已久。尽管双方都广泛派人去东北游说，可张学良一直在观望局势的走向。
在1930年6月的东北高级会议上，参会人员就东北军是否出兵关内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奉系老派人物张作相表示“我们吃高粱米的，哪能斗得过南蛮子，最好离他们远远的。”而王树翰、莫德惠等人则赞同入关。仿佛时光倒流，回到了张作霖时期，再一次，奉张政府站在了山海关大门前。
见张学良迟迟不动，蒋介石又承诺将整个华北地区交给张学良统治。这下张学良终于坐不住了，他终于要像父亲一样挥师入京了。
东北军150毫米口径重型迫击炮
1930年9月18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一整年前，张学良发出“拥护中央、呼吁和平”的巧电，他亲自率领七万国防军精锐入关。在绝对军事实力面前，反蒋联盟迅速瓦解。无论是张学良还是入关的东北军官兵，可能在开拔途中不曾回首，而他们中几乎所有人，终其一生再也没能回到那片魂牵梦萦的白山黑水。
中原大战无异于一场豪赌，蒋介石终于长出了一口气。作为回报，他将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位置给了张学良，还准备对其部属封官许愿。张学良除原东四省外，又掌控了平、津、青岛三市、河北、山西、绥远、察哈尔的广大地区，成为了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
张学良与蒋介石
然而好景不长，南方祸端再起。胡汉民和蒋介石，就党内约法问题全面交锋，最终蒋介石派侍卫将胡汉民软禁。蒋介石对党国元老下手的消息引起了社会一片哗然，而身为广东人的胡汉民与广东各界人士自然有着广泛的人际关系和利益往来。在反蒋的大旗下，原本不同派系的人走到了一起，1931年五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
1931年，注定是不太平的一年。
本应是生机盎然的春夏之交，却爆发了巨大的洪灾。中国几条主要河流同时水位暴涨，北至长城、东起江苏、西到四川盆地，共八省五千万民众受灾，约四十万人死亡。国民政府不得不拿出超过七分之一的全国财政预算救助，孔祥熙致电张学良，要求唯一农耕正常的东北运粮赈灾。
遭受洪灾的汉口，民众在淡定地买菜
而同时，一场新的反蒋战争又在酝酿中，开第一枪的是被后世称为倒戈将军的石友三。
石友三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在中原大战后投靠张学良。他对战后一无所得十分不满，向张学良要一省做地盘，被张回绝。后来张学良还要把石友三的部队裁撤一半，剩下的调回黑龙江补充东北军。这自然引起石友三更大的不满。
石友三（1891-1940）
看到自己岌岌可危，又适逢广东国民政府联络北方反蒋势力，石友三也就四处活动准备倒张。北方形势的突变让蒋介石非常紧张，他极力拉拢张学良，不仅一次赠现金三百万元，还亲自到机场送别。
于是张学良再次增兵关内，关内的东北军国防军精锐增至十一万五千人。连东北军官兵都自嘲道“东北军把笤帚嘎达都拿出来了”，东北因此防卫空虚。
在张学良绝对的实力面前，事态完全没有按石友三想的那样发展。石败逃山东。
而此时的东北后方，已有山雨欲来之势。
在日方的煽动下，长春县万宝山屯的中国农民和朝鲜浪人爆发冲突，在朝鲜本土因此爆发排华风潮并导致大量华侨死伤。
1931年5月，日本参谋本部中村震太郎大尉化装成中国农民在大兴安岭地区调查地理信息，被从事屯垦的东北军抓获并枪决焚尸，是为“中村事件”。种种迹象表明，蠢蠢欲动的日本关东军要有大动作。
中村事件在日本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九一八事变中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不抵抗操作的根源，就在于1931年的蒋介石和张学良。
此时蒋介石最大的两块心病，一是正在围剿的中共根据地，二是反蒋广州国民政府，心里放不下第三件事。“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1931年8月，驻守沈阳的独立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因东北局势恶化，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王以哲不久回到沈阳，向其余东北军将领传达指示，称：“张副司令已经派人将情况报告给了蒋介石，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随后他们又收到张学良转发来的蒋介石“铣”电，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
8月24日，张学良也感到事态日益严重，致电并转蒋：“近来对日外交性情紧迫，彼国上下公然密谋侵占我东北，势甚积极，不可终日……似此情形，恐非退避所能了事。……总座明烛，几先对此必有良谋，亟望与外交方面负责人员切实商讨，指示遵行，不胜企祷。”
这样一封等级高的密报，却没有收到蒋介石的回复。
但据东北军将领何柱国描述，张学良与蒋介石在9月12日在石家庄有一次会晤“张学良亲自告诉我，蒋介石对他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最主要的是你要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了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不清了。’”
蒋介石认为在东北抵抗而与日本全面开战，是“置国家于孤注一掷”。他执着认为日本不敢打破《九国公约》等列强定下的规则，竭力避免中日开战，而寄希望于日苏开战、日美开战。在东北沦陷后，蒋介石表示东北沦陷对“革命”毫无影响，并将一系列抗战行为定为“糊涂仗”。在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也对东北义勇军、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等抗日团体报无视乃至打压的态度，这一切一切无不说明，虽然蒋自诩为民族主义者，但在国民党先天不足的政治环境下，在他本人的攘外先安内的道路上，门户私计是第一位的。
时间到了1931年9月18日夜，张学良正偕同夫人在北平看梅兰芳的表演，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也在北平，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在锦州为父亲治丧，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在家中为父亲祝寿。他们不知道的是，一把在月下闪光的武士刀正举得老高，中国、日本、亚洲乃至全世界都会因那一晚发生巨大的变化。
九一八事变中的日本关东军
满洲——日本从这里乐句帝国列强
1853年，四艘船身黢黑的军舰出现在江户湾。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手持美国总统的国书敲开了江户幕府的大门，自17世纪以来的锁国令被打破，日本第一次见到了东亚之外的世界。
黑船来航
紧接着日本于19世纪实行“明治维新”，政治上采用君主立宪制，广泛学习欧洲工业化及现代化。日本的国家面貌随之焕然一新，然而日本国土狭小、资源有限且悬于大陆，客观条件难以支撑野心。相比于西方老牌列强，日本发迹又太晚，世界利益格局已几乎被瓜分殆尽。
日本的选择是通过领土兼并乃至对外战争，满足国力增长的需要。而这一今天看来无比野蛮的举动，在当时正是以文明开化自诩的西方国家持续几百年的“大道正路”。
在吞并琉球、台湾后，日本不可避免地与大清帝国开战。1894年，日本陆海军于朝鲜、中国东北和黄海沉重打击了清军。在大东沟海战中，由于采用了最新型的海军装备，日本海军对北洋海军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也宣告着大清帝国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
尽管在战后的《马关条约》中，清政府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很快得到了回报，俄罗斯、法国、德国以“友善劝告”为借口，迫使日本吐出了快要咽进嗓子的肉，史称“三国干涉还辽”。俄罗斯在期间将势力深入中国东北，修建中东铁路，并租借辽东半岛，将旅大租借地命名为“关东州”。
日占时期的大连中山广场
1899年，由俄罗斯财政部直接管辖的达里尼市（后被改名为大连市）建立于亚瑟港（旅顺港）海军基地东北的青泥洼，这座城市的欧式道路规划和建筑风格在中国城市中显得与众不同。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俄罗斯帝国以保护领事及在华资产为由，将中国东北几乎全部占领，并随后控制了朝鲜半岛。
日本的成长之路上必然站立着俄罗斯巨熊。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由于大量的新式武器和技战术被使用并呈现出新时代战争的总体战特点，日俄战争又被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预演”或“第零次战争”。
日俄战争宣传画
经对马海战、旅顺要塞攻坚战、奉天会战。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波罗的海舰队被歼灭。俄罗斯远东陆军遭受沉重的打击。日本踩着俄国跃为帝国列强，明治天皇也一战成就大帝之名。日本终于将一只脚踏在了坚实的大陆上，并将势力从朝鲜半岛扩展到了中国东北。
尽管日本因日俄战争取得了空前的国际地位，可在这场战争中，日本军队已濒临战争动员极限并伤亡惨重。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调停下，日俄两国签订了《朴茨茅斯合约》。日本没有在这场战争拿到一分钱战争赔款，当合约签订的消息传回日本国内后，举国上下一片哗然，从报纸社论到民众百姓，无不群情激昂痛斥政客的卖国行为。激进的爱国者们举行集会、烧打公园，甚至群殴正在阅读俄罗斯小说的文学爱好者，咒骂其“不爱国”。
早期日本议会
日本采用的君主立宪制，是以宪法来约束统而不治的“虚君”，具体政务由内阁议会执行。尽管桂太郎内阁因群情激愤而倒阁下台，日本国内的狂热民族主义，乃至“泛亚细亚主义”、“门罗主义”因国力上升而逐渐兴起。日本官方刻意对东乡平八郎、乃木希典等将领神话宣传，军人也对自己的身份地位有越来越强的优越感。相比于勇武的百战将校，那些号召外交斡旋的政客越来越为人们不齿，军部的力量也开始在政界粉末登场，影响国家策略走向。
而在野心勃勃的扩军方兴未艾之时，日本陆海军分别以各自代表打入政界，寻求各自的利益最大化。然而内阁政客以财政赤字过大为由，反对陆军进一步扩军。以田中义一为首的陆军中坚派以“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要挟西园寺内阁，但西园寺内阁为了延续日本的内阁政党制宣布总辞。在那之后，陆军、政友会、新桂太郎内阁的交手有来有回，引发了“大正护宪运动”并席卷全国。随后前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组阁上台，却又因德国西门子贿赂丑闻在民情激愤的大规模示威下总辞。这便是大正时代日本政党政治乱象的一个缩影。
一战爆发后，日军进攻驻中国青岛德军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陆军在胶东半岛登陆进攻驻青岛德军并占领山东，海军更是接管了德国在太平洋的岛屿。而在战后的华盛顿会议上，除了限定各国海军吨位外，终结了日英同盟的《四国公约》和迫使日本吐出一战中趁乱攫取在华利益的《九国公约》。这再次大大引发了军部的不满，甚至打算抬出“统帅权干犯”来炮轰内阁。
1927年，中国北伐大革命爆发，民族主义兴起的群情激昂不仅冲击着军阀，也烧向了外国人。全国各地普遍爆发了冲击各国驻华机构的现象，列强在长江上的军舰随之进行报复性炮击。尽管日本机构也遭受了波及，但在政府严令下，驻华海军力量最强的日本海军不仅一炮未发，还拒绝英国人的出兵建议。这自然又引起了军方和民间的强烈不满，导致了若槻内阁的下台。
接下来上台的是由前陆军大将田中义一组建的内阁，有军方背景的田中首相自然要迎合积极对外的“民意”。他一改之前对华消极政策为积极政策，先后三次出兵山东，并于1927年6月27日召开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东方会议”以扩大日本在华利益为议题，引起了参会日本军政界人士的广泛讨论，可一反常态的是日本关东军在会上无比沉默。与会人员得出的共识是“迫于支那国内形势不得已必须扶持对日之亲善势力”，而在会后纲要中，更是声称满洲（中国东北）这一各国人民安居乐业之地收到动乱威胁时，帝国要有采取“适当措施之决心”，力求将满洲从中国分裂出去。
田中义一（1864-1929）
尽管目前学界对会议后田中向天皇递交“田中奏折”的真伪众说纷纭。但“欲政府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后来的日本确实是在自身膨胀和机缘巧合下走上了这条道路。
1928年，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张作霖大势已去，这引起了田中义一的注意。田中与张、蒋接触，蒋介石表示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并委婉承诺不进攻长城以北。田中内阁向张作霖给予了巨大的压力，希望其退回关内并维持东北在日本掌控下实现的自治，否则关东军将会采取行动，以实现满洲与中国内地的分离。张作霖最终选择了屈服，田中义一大喜过望，并向关东军下达停止行动的命令，可他这时才发现一切已经失控。
关东军独走了。
在“东方会议”上一言不发的关东军早就有了自己的想法，他们对张作霖的傲慢和东北的排日运动不满已久，并对内阁政府的软弱和满洲利益开发不充分痛心疾首。炸杀张作霖的计划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实施，并以中国乞丐的尸体伪装成南方便衣队所为。
皇姑屯事件现场的日军
当愤怒的田中首相表示要彻查此事时，对关东军“爱国”行为同情不已的军部上下统一口径地表示“此事与皇军无关”。到了1929年，满野上下只剩下田中专心调查，不得已他向裕仁天皇报告“没发现日本人参与其中的证据”，这通含糊迎来了天皇劈头盖脸的呵斥，田中满怀抑郁地随后辞职，并于三个月后病死。
军人乱国——日本国家改造运动的崛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日本军人的思想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场战争中，动员全国力量的总体战形势让人耳目一新。
1921年，日本驻瑞士武馆永田铁山、驻苏联武官小畑敏四郎和巡回武官岗村宁次在德国巴登巴登旅馆会晤，就“国家维新”、“改造陆军”进行深入的探讨。他们一致认为面对全新的战争形势，日本应改革军队、提升装备水平，打造国家现代化总体战体制。这三人均为陆军士官学校的“天宝组”精英，对日本少壮派军人思想有着巨大的影响。随着思想的碰撞和探讨的深入，团队规模逐渐扩大，先后形成了“二叶会”、“木曜会”、“一夕会”结社组织，并打造了日本军人“改革派”的雏形。
有“巴登巴登三羽乌”之称的岗村、永田、小畑
1920年，日本右翼法西斯思想家北一辉所著《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出炉，主张“国家革新”，“排除天皇和国民之间贪图私欲的权力者和财阀”，“建立君臣一体的国家”，并表明“国家革新的主体是军队”，只有发动“下级军官”，“国家革新”才能得以实施。
而此时日本虽然有着引以为傲的军队实力和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底层人民的生活依旧十分困苦，从穷苦人家出身的下层军官对社会不满情绪日益滋长。这便为法西斯思想的繁殖提供了土壤。由右翼下层军人组成的结社：“天剑党”、“王师会”、“樱会”接连成立，并形成了日本军人“信念派”的雏形。信念派认为日本不具备打造总体战体制的资源和条件，一俟开战，就要以巨大规模的常备军实现速胜以击败敌人，强调军人的意志精神优于武器装备。
随后“改革派”和“信念派”分别演变成了“统制派”和“皇道派”，二者都有着对外武力扩张的最终目标。但在具体实施方法和国家改造过程有着巨大的分歧，对此，“统制派”和“皇道派”在日本军政界展开了一轮轮的政治斗争和人事清洗，甚至兵戎相见。
军人乱国的现象愈演愈烈，部队抗命独走现象屡见不鲜。这一切一切加剧了日本在武力扩张道路上的大步前行，军权一步步凌驾政权并走向法西斯体制。在1931年9月18日，无数个量变终于迎来了质变。
而九一八事变的扳机正贴在一个人的食指上，这个人就是可怕的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
石原莞尔（1889-1949）
石原莞尔，昭和时代日本最危险的军人之一。
石原的性格特立独行，以至于原本全校成绩第三名的他由于反抗并侮辱区队长，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时因扣去品行分被降至第六名。除了对军事学、历史学、哲学无比热衷外，他还受到了当时风靡的“泛亚洲主义”影响，即呼吁亚洲各国家民族团结起来对抗西方殖民主义。
因此，当听说中国辛亥革命胜利后，兴奋的石原立马向身边战友陈述了这一事件对亚洲的巨大意义，并带着大家爬到附近的小山上，一面高呼“中华民国万岁”一面疯狂朝天开枪。
受“泛亚洲主义”影响的日本军人在当时可以说是广泛存在，由于日籍顾问、驻华武官的广泛存在，这些人对中国影响不可谓不深。同时，他们也深受中国形势变化的影响。
这种情况更是以陆大出身的“支那通”为典型代表，这些人原本在相当程度上同情中国革命并对南方国民党政权有着巨大的期待。然而，当北伐大革命兴起，觉醒的中国民众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时，他们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扭转。原来中国人不指望日本人的帮助，反而将他们与欧美帝国主义者划等号。在中日两国民族主义的对冲下，那些昔日渴望“打倒军阀”、“帮助支那军队改革”的日本“支那通”感到了难以言说的辜负，并从中国国民革命的同情者跳转为“反华急先锋”。
北伐国民革命军
究其根本原因，自然是日本在国家对外扩张的道路上，和那些欧美列强一样对中国实行经济殖民并干涉内政，然而“支那通”们对此羞于承认。时至今日，个别日本右翼份子仍然坚持这种史观并声称“大东亚战争”是为了解放白人魔爪下的亚洲同胞。
而身为九一八事变（日称满洲事变）的首谋，石原莞尔也对中国东北这块宝地有着自己的见解：“中国人究竟能不能建立起现代国家是令人怀疑的……在日本的治安维持下谋求汉民族的自然发展，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幸福。打倒满洲3000万民众的共同敌人——军阀，是上天赋予我们日本国民的使命。另外，我国如果统治满蒙的话，可以促进中国的统一，从在华经济利益来说，欧美也会欢迎的。”
石原的思想言论受到了日军内部，特别是关东军的广泛认同。而九一八事变后，石原一路高升，并于1939年升为中将，此时石原莞尔的战争构想已经完全成熟，是为“最终战争论”。
石原认为，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各国不可调和的矛盾，世界上将会发生一系列战争。战争的形势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能一枚威力巨大的飞弹就足以毁灭一座城市。这一系列战争的最后一战，将是儒家思想的东方文明和基督教思想的西方文明的最终对决。代表西方的，将是新兴国家——美国，而代表东方的，则是日本。东方阵营取得胜利的根本基点，就是中国东北。在满洲实施“五族共和”，建立“王道乐土”，再扩大为“东亚联盟”实现“亚洲大同”。
无论是田中奏折的阴谋，还是石原“最终战争论”的预言。无论是日本的武力扩张，还是浮在空中的“亚洲大同”。各个不同的道路有着相同的起点——中国东北。
满洲——日本从这里走向深渊
1929年，席卷全世界的经济危机爆发，原本就基础薄弱的日本经济更是雪上加霜。1929至1931年间，日本国内的工业总产值下降33%，进口总额下降44.2%，出口总额下降46.6%。不仅是工业、外贸领域，作为民生基础的农业领域也严重下滑，出口农产品丝的价格暴跌84%。这一巨大的危机引发了日本的政治动荡，并激化了原本因对外扩张而暂时缓解的阶级矛盾。在日本720万城乡工人中，失业和半失业的人数达到了300万以上，多达35%的农民没有米吃。可以说日本这个国家走到了十字路口，如果不对外扩张转嫁矛盾，就有内部爆发革命的可能。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
1931年，以石原莞尔为首的关东军军官竭力要求把事变时间从原定的1932年提前一年，认为现在有着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稍纵即逝。
此时张学良已把十余万东北军国防军精锐调至关内，中枢沈阳只剩下王以哲的独立第七旅。日方将适应寒带地区作战的第二师团调防满洲以替换原来的第十六师团，并于6月19日、7月3日、7月10日在独立第七旅的驻地北大营附近频繁进行军事演习。由于在中东路事件中看出了东北军惧怕炮击的弱点，在永田铁山的支持下，特意从国内运了两门廿四厘重炮。为了确保炮击的准确性，关东军士兵化装成满铁职工，对北大营附近每个目标都进行了测量。8月，旅顺要塞重炮兵队长川村奎三大佐将要塞内一些280毫米要塞炮运至练兵场做好射击准备。
南北满铁路线
关东军的管辖范围，仅限于旅大地区和南满铁路沿线，受到了“隐忍自重”指示的东北军又老实地待在驻地。因为碰瓷难度实在是太高了，只能自己碰自己。石原等人决定自行炸毁南满铁路并栽赃东北军，他们尝试将爆炸控制在不会倾覆火车、却又能制造出声响的程度，并请工兵进行测试。
关东军在东北的兵力不足，只有第二师团和独立守备队，关东军因此联系了驻朝鲜日军并获得了出兵协助的承诺。
事情到了这一步，可以说是箭在弦上了。但整个九一八事变，仍然是关东军的一场“独走”。日本内阁对此一无所知，因此在事变发生后，以日本内阁为首的日本政府与独走的关东军展开了一系列交锋。
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要求停战无效，激进的关东军少佐参谋花谷正甚至持刀恐吓森岛领事。这些消息传回日本国内后引发军政界轩然大波，满铁总裁、驻吉林领事也纷纷怀疑事件是否真由东北军挑起。这导致了内阁的“不扩大方针”，与关东军的阴谋完全背道而驰。而驻朝鲜日军的出兵，理论上更是需要天皇敕令。参谋总长金谷连发三封电报阻止朝鲜军开拔。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更是就扩大事变出兵吉林一事犹豫再三，引得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苦苦劝说两个小时。
满洲国新京（长春），关东军总部
然而军部充满着对关东军“爱国”行为的同情者，使得关东军一再违背“不扩大”决议并继续作战，日本政府完全被关东军压制。军队独走在满洲事变爆发时达到了巅峰，潘多拉魔盒被完全打开。日本内阁彻底沦为空谈，而随后上台的犬养毅内阁开统帅权干犯之先河，最终于五一五事件中被暗杀。日本政党政治也终于走向了终结，从此再没有什么能挡住那些疯狂的军人了。
在1937年的七七事变中，石原莞尔坚决反对和中国全面开战。而正如关东军第二课长武藤章所说：“我只不过是模仿石原阁下当时在满洲事变中的做法而已。”石原莞尔因独走的满洲事变一路升至中将，那些后辈模仿石原的“爱国之举”难道不行吗？因为独走挑起战端而受到嘉奖，那么为了更好地受到嘉奖，独走也就变成爱国的生意。
正如石原所预料，尽管日本在全面中日战争中取得了一连串“辉煌”的胜利，但除了高昂的军费开支和堆积如山的中国人尸体，日本什么也没有得到。而随着日本举国的“暴走”，石原的思想变得不符合实际，东条英机不会容忍满洲国像石原设想的一样成为“亚洲盟友”。最终，作为日本军队高层唯一一个冷静的人，石原莞尔在军政界彻底失势。1941年9月，石原莞尔辞职返乡，并逃过了战后东京审判的制裁。
东京审判
日本的政党政治，原本出于德谟克拉西（民主）的目的，却因官僚化失去了政治家的本心；一心想改革日本军队的“改革派”，在开战时仍寄希望于常备军实现速胜；声称渴望实现东亚共荣的军政要人，除了诉诸武力侵略别无他物；而一心想实现昭和维新的“信念派”、“皇道派”，更是只会杀人闹事。原本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反而成了最终的目的。
旧日本帝国，就在这种疯狂之下，不可避免地跌向战争深渊。等待着的，将是前所未有的血腥战争和苦涩不已的失败结局。
1942年中途岛海战，日本飞龙号航母躲避美军轰炸机的攻击
时间拉回到1931年9月18日晚，伴随着轰隆的响声，柳条湖南满铁路的一小段被炸毁，几乎是同一时刻，早已部署好的火炮向沈阳城和北大营猛烈开火。
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打还是跑——张学良的决断
尽管东北军十一万多主力部队已被调往关内，但分散在各省的剩余国防军、省防军和非正规部队还有共30万人。而发动事变的日军唯有关东军第二师团、6个独立守备大队、一个重炮大队，不过3万人。
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代司令长官荣臻即刻召集高级官员参加紧急会议。由于日军已经侵入沈阳市区，交通遮断，到会者只有副官处长杨正治、军衡处朱光沐、电政监督蒋斌和第七旅旅长王以哲等五六人。荣臻首先陈述他已经和日方领事馆取得联系，可他们声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应该是关东军自己的行为。
荣臻接下来与城内的省主席臧式毅取得联络，并给远在北平的张学良官邸打了长途电话，张的侍卫长谭海答称：张学良去看戏了不在家。在被副官告知，沈阳来电十万火急后，张学良立刻离开剧院返回家中。在这一刻，耀眼的灯光打在张学良的身上，他手里掌控着世界线的变动和历史的走向，那个无型的沉重钥匙，就在他充满汗水的手心。
张学良接过荣臻的电话，重申了蒋介石“铣电”中指示隐忍退让的内容，并询问驻沈之各国领事对此什么态度。荣臻又分别打电话给英、美、法、意等领事馆询问，他们都回答说未得本国政府指示前，不便表明态度。荣臻再次电话报告张学良，张指示说：“沈阳空虚，抵抗无益，只能忍辱负重，等中央交涉，听从国联处理。”
荣臻随后给北大营第七旅旅部参谋长赵镇藩打电话，赵随后要求第七旅官兵“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荣臻组织的紧急会议就这样草草结束，与会者垂头丧气分别回去了。
北大营，作为扼守沈阳北大门的军营，早在日俄战争后边开始修筑。张作霖时期，北大营几经升级，成为一座现代化兵营，并逐渐成为东北军军官教育和近代军事教育基地。
1931年驻守在北大营的，是东北军独立第七旅。第七旅由张学良卫队团改编而来，武器精良，下辖步兵第619团、620团、621团及旅直属骑兵队、汽车队、通讯连、迫击炮连、机枪连以及战车队、辎重队和军官教育班。
可事变发生那一晚，第七旅明显准备不足。被日军称为“张学良的拳头”的旅长王以哲不在营中，第620团第1营事先被派驻到皇姑屯火车站附近，第621团三个直属连被派到东大营防守且团长何立中不在营内，第619团倒是没有部队外调但团长张士贤不在营内。
独立第七旅旅长王以哲（1896-1937）
日军从本土运来的240毫米重炮疯狂蹂躏着北大营的营房，巨大的冲击波直接将屋顶掀掉，第七旅的官兵们在一轮轮爆炸中呆坐在床上，武器则安然锁在库中。而营外的，只有日军独立守备步兵第二大队的五百人而已。
当然，日军的进攻也不是丝毫没有遇到阻力。当日军自西部和西北部冲入北大营时，遭到了部分东北军官兵的还击。而靠近弹药库的第620团，在团长王铁汉的带领下，将枪支弹药从库中取出并还击。
可由于早就下达不抵抗的指令，又缺乏军事主官，那些还击并没有持续很久。在巨大的炮击伤亡下，第七旅不得不撤出北大营。在日军快要冲进营房时，还有一些官兵固执地坐在床上，被强行架走。就这样，东北军精锐独立第七旅七千余官兵，撤离北大营。
进攻方日军独立守备第二大队在这场射击训练般的战斗中阵亡2人（陆军伍长新国六三、上等兵增子正男），负伤22人。东北军留下了数百具尸体。
遭炮火蹂躏后的北大营
与此同时，关东军第二师团第三旅团所辖的第29联队，向沈阳城发动进攻。他们经由工业区（现沈阳北站附近），向沈阳城的小西门方向发起进攻。小西门迅速被占领，日军登上西城墙并向城内守军射击。城内东北军守军在没有受到指挥的情况下各自为战，但很快被日军冲散。给日军进城造成最大麻烦的，是警察。时任辽宁省警务处长的黄显声指挥城内的警察部队据守公安总局和东关公安分局顽强抗击日军一晚，但在日军重火力面前力战不支并带走所有枪支弹药有序撤离。
黄显声（1896-1949），东北义勇军创始人之一
沈阳公安局商埠一分局南市场分所警士高曙光，也因此成为十四年抗战史上第一位查明的牺牲者。黄显声撤离沈阳城后，于辽西组织辽宁抗日义勇军并成为东北义勇军创始人之一。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后，国民党逮捕黄显声。我们熟悉的红色文学作品《红岩》中，小萝卜头的老师正是黄显声本人。1949年重庆解放前夜，黄显声被国民党特工枪杀。
进入沈阳城内的日军
之前从关内战场返回的东北军飞机，此时尽数云集沈阳，还未来得及向东北各处调遣。负责守卫东北军航空司令部所辖的航空队及兵工厂驻军，原本就是地方性质的安全守备部队，兵少人弱，武器低劣。在日军几次进攻下就四散奔逃。排列整齐的数百架战机，连同尚未开封的进口维修工具设备，一并被日军俘获。
东塔机场、奉天兵工厂陷落。除了战机之外，东北军大量武器装备陷入日军之手。法国雷诺坦克、仿奥匈式辽造大中型榴弹炮、仿日式辽造各类野炮、法国进口皮筏艇……种类之广、数目之巨，让日军叹为观止。
日军清点缴获机枪
随着东大营内的讲武堂学员同北大营官兵一路撤走，日本关东军几乎在一夜之内占领了沈阳地区。多年以来，张氏父子苦心经营的中枢沈阳，就此沦陷。
攻占沈阳之顺利，大大超出了关东军的预期。看来无视陆军中央主张的日程，提前一年发动事变果然没有错。在9月18日深夜至第二天凌晨关东军连向军部发送三封电报，指责东北军炸毁日方铁路，己方“不得已”发动惩戒作战。并希望进军吉林省。
9月19日上午7点，军部会议召开，众人一致认为关东军处理得当，并一致通过向内阁提交增兵计划。
同日上午10点，内阁会议召开，外相币原喜重郎的言论让大家大吃一惊：中国军队并未抵抗、关东军少佐参谋花谷正持刀恐吓森田领事并不答应停止战争行为、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要求关东军停战未果。这一切都是关东军搞的鬼，日本的国际形象将会因此受到影响。弄得在场人员，特别是军部满脸黑线。原本欲破壳而出的增兵案硬被生生咽了回去。
阁议确定了“不扩大事变方针”并要求关东军严格遵守。然而，虽然名义上阻止关东军的独走，可实际上并未对这种私启战端的行为加以苛责。这表明了军部的拉偏架刻意护短的立场。
原本在关东军拉拢下蠢蠢欲动的朝鲜军，也收到了参谋总长的三封电报，不得不停止行军。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亲自致电军部要求增兵，也遭到拒绝。政府的“不扩大”和同僚的“不配合”，使得关东军异常沮丧。本庄繁甚至对出兵吉林的计划产生犹豫，在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两个小时的苦苦劝说下，方恢复信心。
可尽管日方内部矛盾重重，中国军政各界要人皆对日本政界军界不甚了解，无法利用他们的矛盾从中周旋，只能在“日军举国来攻难以招架”和“日方小规模挑衅，忍耐自重”的两个极端点间跳跃。
在关东军的一再求援下，朝鲜军司令林铣十郎坐不住了，他以“事及至此，为防止皇军的自灭，更为救助同胞，自不管本身毁誉褒贬和进退的是非”为由，擅自越境出击。之前被要求停止行军的嘉村旅团如同脱缰野马向沈阳出发，于21日下午抵达。而在次日的内阁会议上，内阁成员居然承认了越境行为。一方面，内阁缺乏与军部对抗的勇气；另一方面，在对外扩张方面，内阁和军部也有着利益一致性。
关东军缓解了兵力不足的困境，“喜形于色，对朝鲜军感佩不已”。终于，他们可以北上图谋吉林省了。
长春——中日双方首次激战
宽城子兵营原为沙俄时期兵营，经过清末以来的改造和扩建，营房四周有深水沟、砖墙和交叉火力的工事环绕。驻扎在这里的，是东北军第23旅663团第3营的500名官兵。
9月19日凌晨，日军第三旅团第4联队下辖的第1大队和第2大队围攻宽城子守军。
守军指挥官，第3营营长傅冠军开战之初便阵亡（一说战斗殉国，一说交涉时被日军枪杀）。其余东北军官兵便在失去主官的情况下对进攻日军展开了顽强的反击。不同于北大营的不抵抗，宽城子守军迅速从库中取出武器并迅速占据营房内各工事、围墙、房顶等有利地形。
宽城子兵营内，守军于营房架设掩体
日军首先进攻营房东侧，并通过操场支援苦战中的西侧日军。但通过操场时遭到守军齐射，日军中队长负伤，军号手阵亡。而西侧的日军则被东北军机枪排打得抬不起头，无奈之下西侧日军撤离并和东侧日军会和，与守军隔空枪战。
日军又对守军把守的南侧围墙发动的数次冲锋，均被猛烈火力击退。日军不得已改变战术，除留下少量人员迷惑守军外，其余大部日军迂回至营房北侧，并组织由中队长、少尉及见习少尉组成的敢死队企图渗透至营房内全歼内部守军。但这一企图迅速被守军发现，营房内东北军将仅存的兵力集中起来，利用窗口和制高点还击，并以轻重机枪对出入口进行火力封锁。进攻日军伤亡惨重，悉被击退。
就这样，东北军663团第3营的500名守军在外无援军内无弹药补充的情况下，抗击日军接近一个联队（团级单位）7个小时的进攻，击退数十次进攻。9月19日上午10点多，日军增援抵达，山炮和步兵炮轰击守军工事，而守军已弹药近枯。日军趁机蜂拥而入，解除了守军的武装。
阵亡日军悼念仪式
宽城子之战中，日军伤亡近百名。其中包括步兵少尉熊川威、特务曹长菅原民助、步兵伍长大和田利三郎在内的25名人员阵亡，另有60余名轻重伤。
东北军第3营守军则有包括营长傅冠军、第2连士兵张玺山、吴金山、陈永贵、朱振昌、程述松，第6连连长王一臣及该连士兵刘明祥、崔连云，第5连连副张德玉等90余名官兵牺牲，另有50余人受伤。
宽城子之战后，长春当地的红十字会职员和居民收容阵亡东北军遗骸，捐资购买棺木并安葬于附近荒岗。1934年前后，该墓地被日伪强行挖掘并毁坏荡平。
东北军重机枪手
在南岭，日军遭到了更为猛烈的抵抗。
南岭大营，占地30万平方米，驻守在这里的是东北军独立第二十五旅671团、独立炮兵第19团及附属辎重营，其火炮射程可覆附近关东军控制的铁路。总兵力近4000人，有36门野战炮。
9月19日凌晨1点20分，日军已渗透至南岭炮兵营西北方。趁着营内40余名士兵牵着马过哨卡离开，日军一齐开火冲了进去，并趁着营内大部分官兵还在酣睡中将放置在操场上的16门火炮全部破坏。为了防止被赶来的东北军合围，已冲入营内的两个日军中队又退了回去，返回原集合地并等待独立守备第1大队增援。
南岭守军立刻从库中取出枪弹，占据有利地形并观察日军动向。上午9时，在小规模掩护炮击后，潜伏到671团营地的南部、西部和东部的日军发动攻击，当即遭到守军火力网的打击留下大量尸体。随后几次强攻均告失败。
日方描绘南岭之战的绘图——《仓本少佐之死》
随后双方在南岭反复拉锯作战，场面焦灼。由于通往弹药库的路被日军切断，守军弹药见底。中午12时左右，攻陷了宽城子的第2大队主力赶到，骤然改变了战场形势。缺少弹药的守军疲于应对四面日军，最终决定用剩下的弹药从东侧日军中打开缺口并有序撤离。
南岭守军在没有收到命令的情况下，自发坚守营地12个小时。在战斗中，共有250名东北军官兵牺牲。又一次，红十字会职员和当地百姓收殓并掩埋守军遗骸，并将伤兵送至吉林陆军医院。
被炮轰后的南岭兵营
在南岭之战中，日军独立守备第1大队陆军少佐仓本茂阵亡，是第一个战死在中国的日军将校级军官。除此之外还有陆军大尉前市冈孝治、陆军少尉芦田芳雄等43名日军阵亡，56名日军受伤。
趁主政吉林的张作相不在，早就渴望复辟大清的吉林边防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投敌卖国。他将省城吉林内的守军撤出，并派人迎接日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
9月21日，日军占领吉林，23日至25日，日军占领郑家屯、通辽、洮南、新民等地。一周时间内，辽吉两省大部分地区化为敌有。
齐齐哈尔——十四年抗战第一役
在占领吉林后，关东军在对黑龙江省攻略时开始犹豫，一是因为日本军部因考虑到世界各国对满洲事件普遍关切，已下达“三勿命令”要求关东军切勿有更新军事行动；二是因为黑龙江省位于长春以北，处于“北满”地区，出兵于此可能会触及苏联的利益。
辽、吉沦陷后，黑省与北平的陆路交通几乎断绝，且人事上群龙无首，军队战力不足。黑龙江一把手，奉系老人，万福麟仍滞留北平。原驻于黑省两个国防军正规旅在石友三叛乱时被调至关内，致使省内兵力只有省防军的三个步兵旅、两个骑兵旅、守卫省府安全的卫队团以及保安团、保安大队和兴安屯垦军下辖的三个步兵团。
此时张学良已开始背负“不抵抗”的骂名，考虑到黑省内部军政人事盘根错节，张选中了毫无背景的黑龙江省防军第3旅旅长马占山出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而马占山，也终不辜负抗日大旗。
马占山（1885-1950）
九一八事变后，洮南镇守使张海鹏秘密叛国并接受日方资助，并用日方补给收编警察、土匪及叛变的兴安屯垦团，组成了5个旅的兵力。10月13日，张海鹏伪军沿洮昂线北上入侵黑龙江省，并隔嫩江桥于马占山的部队对峙。
结果这股伪军被桥北侧居高临下的守军打得伤亡惨重阵脚大乱，马占山的军队为了防止敌军继续骚扰，炸毁了嫩江桥中间部分并据守北侧阵地。20日，马占山抵达齐齐哈尔——当时黑省首府并重新调整军事部署。就这样，围绕着嫩江桥和齐齐哈尔省城，十四年抗战第一役——江桥保卫战一触即发。
见伪军不好用，日军只能亲自下场了。关东军以“正直北满大豆外运，嫩江桥不通给满铁造成巨大损失”为由，组建“嫩江支队”。该支队以第15旅团第16联队为主力组建，于11月3日同守军对峙。
齐齐哈尔附近的黑省省防军
11月4日中午，日军进攻大兴站左翼阵地，企图以迂回包抄的方式围歼守军。黑龙江守军发现后，除正面保留兵力牵制日军外，派骑兵连截击日军并将已突破左翼防线的日军击溃。随后日军又在飞机和火炮的掩护下攻击正面阵地，黑龙江省政府卫队团英勇战斗，阵地几经易手最终都被守军反冲锋夺回。马占山于危机中派省防军步兵第4、5团从左右两翼火力支援，骑兵第4团则对正面日军攻击，骑兵团击退日军攻势后，阵地里的守军又对日军发动了反冲锋。
经过三天的激战，大兴一带守军阵地被日军摧毁殆尽，守军减员严重。6日晚，马占山将守军撤离至昂昂溪修整。日军在大兴攻防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阵亡官兵48名，伤200余名。滨本支队长被撤职，改由第三旅团长长谷部照俉担任。
江桥保卫战
自11月4日至18日晚，双方军队就昂昂溪附近的阵地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面对日军飞机火炮的掩护和步兵的猛烈进攻，黑龙江守军一次次地反冲锋，屡屡击退日军攻势。但由于嫩江桥已经修复，日军补给源源不断，自大兴失守后齐齐哈尔北部无险可依。而11月的黑省天寒地冻，地面开始结冰积雪，无法及时构筑工事。19日晚，马占山下令守军向克山、拜泉方向撤退。19日，齐齐哈尔沦陷。
日军在“江桥抗战”中伤亡382名官兵，除此之外，由于黑省天气寒冷，因冻伤而失去作战能力乃至致残的日军亦有数百名。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遭遇的最大挫折。
锦州——张学良的最后一股气
日军独立守备队在锦州与山海关一带侦查
日本驻华北的军队看见关东军大展拳脚，也早已跃跃欲试。天津驻屯军请求关东军尽快围歼残余东北军。10月8日，关东军驾驶着缴获的东北军飞机轰炸锦州，炸死炸伤百姓近三十名。1931年11月27日，日军向锦州发动进攻并在饶阳河站附近与东北军发生战斗。日本装甲列车与中国装甲列车展开对射并被击中撤退，负责驾驶列车的两名满铁司机死亡，独立守备第二大队代理大队长板仓繁大尉重伤不治身亡。
击退日军的东北军装甲列车
自关东军挑起事变以来，日本就遭受了一连串的国际质疑和孤立。这次对锦州的轰炸和地面作战更是大大刺激了各国的情绪，特别是独立于“国联”之外的美国。美国国务长官史汀生立刻给币原外相发去警告。为了避免激怒美国，币原直接给陆军大臣南次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打电话，得到了“关东军的行动不会直接针对锦州”的保证，并转告史汀生。基于此，参谋本部在27日后的一昼夜给关东军连发四道《临参委命》，命令其“不能实施以救援天津军为目的，擅自渡过辽河以西的作战行动……已进入辽河以西的部队应立即全部撤回”。
意外的是，史汀生在事后于记者的会见中却将这一秘密交涉公之于众。日本各界一片哗然：“原来下令停止进攻的不是天皇，而是美国！”无论军部还是媒体纷纷指责币原泄露军机，原本有控制军队希望的币原也沦为众矢之的。这导致了若槻内阁的垮台。
日军向锦州进军
1931年12月13日，有政友会背景的犬养毅组织内阁上台。其“亲军”色彩引来了军部的欢迎和兴奋。犬养表示“将与军部协作，积极解决满蒙问题”，随后完全解除了辽西作战的限制。
到了11月末，张学良仍寄希望于外交解决。一方面，锦州守军前有关东军后有华北日军，随时有全灭可能；另一方面，广东国民政府和南京粤系人物的抗日态度捉摸不清，张学良三次向中央请援，均无回应。荣臻表示：“中央不拨一份粮饷，不发一枪一弹，只在发命抗敌，显然有意徒令我军牺牲，故置我军于死地。”
1931年12月15日，在粤系的逼迫下，蒋介石辞职下野，张学良也随之辞去副司令的职务。似乎蒋的离去对张是不小的影响，关东军从中认为张学良已经失去了战意。
1931年末，关东军以“讨匪”名义展开了锦州作战。此时经国联调停，锦州被划为中立区，东北军随后在张学良的指示下撤离锦州。正规军走了，锦州附近只剩下了来路不同、服装武器形形色色的义勇军。1932年1月3日，在击溃了周边的义勇军后，日军进入锦州。
日军攻占锦州，摄于古塔前
日军在锦州城西门上高高挂起了长5尺宽4尺的日本国旗。
“在锦州城头高高飘扬的沾满鲜血的国旗——是朝鲜残留部队的青年士官们，切手指头染成的。”
虎头蛇尾的锦州保卫战就这样结束了。
1932年1月9日，日军骑兵第二十七联队向锦西进犯。第二十七联队尽管是团级单位，但此时尚未组建完毕，是由一百多名骨干组成的架子联队。行至上午，突然遭到密集的火力围射，袭击他们的不是正规军，而是附近的民团百姓。
在民团的三面包围下，日军联队长古贺传太郎中佐阵亡，其身边的副官米井三郎大尉、警卫兵上原英先后战死。残存日军在野口茂三中尉指挥下反攻，快要接近民团所在的碉楼时，野口中尉头部中弹身亡，日军残部撤离。不仅古贺联队遭到毁灭性打击，同其一道出发的松尾辎重队更是被全部歼灭，松尾少尉阵亡。
这便是辽西义勇军作战的常态，而此时，不仅辽西，整个东北白山黑水间都响彻着义勇军的枪声。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由地方百姓、东北军官兵、警察甚至土匪组成30万人的巨大规模。而在随后的日子里，他们反攻营口、吉林等东北大中城市，给日军造成很大的打击。
脍炙人口的《义勇军进行曲》风靡全国，包括蒋介石在内的高级军政人物多次在公开场合领唱，后来参加远征军作战的第五军200师更是以之为军歌。新中国成立后，《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国歌。东北义勇军是由东北军民自发组建，即无政党组织，也无纲领约束，展现了最淳朴的爱国之情。
然而这种松散的组织也为东北义勇军的失败埋下了伏笔。由于缺少开辟根据地的经验、国民政府的冷漠、执着于攻打大城市外加东北恶劣的野外自然环境。东北义勇军在1932年至1933年间日军残酷的围剿中支离破碎，东北地区抗日主力被东北抗日联军取代。随着满洲国的建立及关东军的不断增兵，在东北地区建立大规模根据地已不可能。
哈尔滨——最后的北境
双城，哈尔滨的门户。
1932年2月1日，日军先头部队在车站架枪取暖时，突然遭到中国军队机枪和步枪的密集射击，猝不及防的日军死伤六七百人。
身为东省特别区的哈尔滨，凝结了十足的俄国元素。躲避十月革命的沙俄贵族逃难于此，那些深巷的妓女、门口的马夫，很可能就是昔日的富家千金、俄国将军。而此时日军已经探清了苏联的中立态度，便决定出兵。
入关道路彻底被隔绝，哈尔滨是东北屹立的孤城。
防守的是东北军步兵第二十二旅、第二十四旅、第二十六旅、第二十八旅、由吉林省政府警卫团及部分绿林武装组成的自卫军冯占海部，马占山的部队也到达附近支援。还能动的部队，差不多都在这了。
冯占海麾下的哈尔滨守军
日军进攻哈尔滨的部队，主力仍为第二师团，以第三旅团为右翼，以第十五旅团为左翼。位于齐齐哈尔的混成第四旅团也欲参战，但由于铁路被抗日部队阻断，未能到达。
由于部分守军将领幻想国联干涉，致使九一八事变后未能构筑有效工事，此时又天寒地冻难以挖掘。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守军只能以民房和围墙作为掩体。
2月5日下午，哈尔滨沦陷。在九一八事变后，经过4个月零18天，东北全境沦陷。
哈尔滨近郊，被摧毁的日军装甲列车
据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报告的《东北军民死亡清单》统计，从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底，东北军民死亡情况为：老百姓死亡12026名，正规军死亡20214名，警察死亡390名，义勇军死亡25618名，总计58248名。
1932年1月28日，见关东军的战功卓著，眼红的同僚又上头了。这次是在国民政府的心脏——上海。
一二八事变中的十九陆军
没想到的是，日军根本不是第十九陆军的对手。在几次增兵、换帅之后，伤亡惨重的日军才勉强将国军击退。这是国民政府正规军第一次和日军交手，戳破了日军横行无敌的神话。可日方的目的还是达到了，不仅在于国民政府仍然委曲求全地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更重要的是，因视线暂时被转移，日本在东北的傀儡——满洲国得以建立。
关东军将溥仪从天津秘密带出，以“五族共和”为大旗的满洲国，其势力范围仅限于东北四省，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地方傀儡，而非大清帝国“复辟”。1932年9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满洲国，这无疑大幅度加深的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
日方所谓物证：两根枕木、几件衣帽、一把步枪
在事变发生一年后，蒋介石、张学良苦苦期盼的国联调查结果终于来了。1932年10月2日，李顿报告书出台。首先，报告书揭露了日本方面的侵略行为，指出满洲事变系日军自导自演栽赃嫁祸给中方的无耻行为；但随后又承认日本在东北之特殊地位，提出国际共管。尽管李顿报告将中国的利益出卖，日方还是以国联不承认满洲国为由，推出国际联盟。
已经将外交做绝的日方，更加不需要看各国脸色了。
1933年1月2日凌晨，日军山海关守备队76人蜂拥至榆关城南门，声称遭到义勇军袭击，要入城搜查袭击者，遭到守军拒绝。
山海关守军
直到上午11点，日军中尉儿玉利雄因谈判无果，下令让部下架长梯登城。城上士兵因收到不许开枪的指令，用石头往下砸。这时有日军士兵向城上投掷手榴弹，被守军丢回，当场将儿玉中尉炸死。日军的机枪、迫击炮立马开火，城上东北军开枪还击。是为“榆关事变”。
1月3日，日军以第五联队为正面主攻，山海关守备队为左翼，第十七联队为右翼、满洲国国境警备队为预备队，在装甲列车和火炮支援下进攻山海关。防守山海关的为东北军626团，共2257人。因《辛丑条约》的限制，山海关无法修建永久工事，守军只能依靠13尺高的古代城墙进行防御。
毁于日军炮火的山海关箭楼
古老的关隘面对日军的现代火炮不堪一击，渤海海面上的日军舰艇也以大口径舰炮予以支援。日军以优势兵力主动山海关东南城角，守军安德馨营与日军血战，全营600余名官兵尽数牺牲。
午后2时，日军突破东南角，南门失陷。东门、北门暴露，遂无险可守。626团团长石世安振臂率留守西门的团预备队与日军步兵、坦克展开激烈战斗，终因兵力薄弱、伤亡过重退出战斗。全团两千人战至十余人，才在石团长带领下突围。
山海关就此沦陷。
热河省，因承德地下的温泉河而得名。南有长城为屏障，西有苏克斜鲁山脉。
由现辽宁一部（朝阳阜新）、内蒙一部（赤峰）和河北一部组成，首府为承德。
由于满洲国《建国宣言》中表达热河省为满洲一部分。1933年2月23日，日军攻略热河。早在2月1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至北平，与张学良等27名将领发表保卫热河通电。似乎东北军终于要甩开双手血战一场了。
身为热河主席的汤玉麟，身兼陆军第三十六师师长，除辖三个国防军旅外，还有一个东北军步兵旅、三个骑兵旅，共三万人，其装备在国内首屈一指。
可早在日军扫荡黑吉两省时，汤玉麟因顾及私人地盘，不接受张学良派王以哲等人的部队进驻热河省。而此时的东北军已弥漫着失败主义情绪，士气异常低落。除了不属于东北军的孙殿英部在赤峰且战且退，与日军坂本师团激战第八天后突围外。守军皆一触即溃，汤玉麟见大势已去，甚至扣留军车二百辆，装满私人财产由承德运至天津。就在如此混乱的态势下，热河省沦陷。
日军进入承德城
愤怒的张学良立刻派人欲将汤玉麟就地正法，不料汤早已撤离。
已失去东三省的张学良又不战失热河，立马陷入了舆论的声讨。低迷的东北军也已无力再战。在这种形势下，张学良引咎辞职。
自此以张氏父子为首的东北实权派，完全退出民国政治舞台。
低迷、愤怒、无力——分化东北军！
针对于全新的敌人，红军军政干部开会得出结论：东北军虽然武器装备好，但亡省之军，厌战思乡，一碰就垮。果不其然，在几次激烈的交锋后，东北军损失惨重，3个主力师被吃掉，2名师长阵亡。原本因长征疲惫不堪的工农红军，居然几仗下来因缴获大量弹药物资恢复了元气。
张学良认清了自己失势后，东北军被充当炮灰投入内战消耗的本质，南京国民政府对抗日活动的漠视和打压，也让他苦痛不已。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联合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控制住了只身赶来的蒋介石，逼迫其停止内战，转向抗日方针。整个社会的抗日情绪被点燃，之前因反日活动被逮捕的各界人士也被释放。可张学良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之后就被其软禁起来，杨虎城则于1949年被谋害。
西安事变
家乡沦陷、袍泽死伤、全国指责、主帅被困，这一切导致了东北军官兵的痛苦和分裂。中下层军官强烈要求张学良回陕，否则要与中央军作战。而中共、东北军高级军官，均打算和平处理。1937年2月2日，受到极大刺激的东北军少壮派军官将因感冒卧床养病的王以哲枪杀，“张学良的拳头”就这样死得不明不白。其他一些与军政大局不相干的东北军人员也相继被杀。
在这场动乱后，肇事者被剖腹或枪决。政训处、张学良公馆纪要人员以及近一个营的人员逃散，其余者人人自危，东北军此时已危若累卵。
在周恩来的调解下，东北军内部逐渐平息，并接受国民政府整编为6个军（49军、51军、53军、57军、67军、骑兵第2军）。顺便一提，我们熟知的八路军的三个师番号：115师、120师、129师，就是从东北军那里过继的。
不同于九一八事变和内战，入关后的30万东北军在八年抗战中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
49军、67军皆参加了1937年淞沪会战。67军于松江防守，接收到死守三天的命令。67军与日军国崎旅团激战并坚守三天，中将军长吴克仁、军参谋长吴桐岗、师参谋长邓玉琢、旅长朱之容、刘启文战死。
57军112师参加了淞沪战役和江阴阻击战，副师长李兰池亲自率队冲杀，牺牲于南京太平门附近。台儿庄战役中，57军333旅血战15昼夜，攻克3个日军据点，伤亡及其惨烈。
51军在徐州会战中，冒着日军轰炸和炮火，对日军发动白刃冲锋，以半数官兵死伤的代价迫使日军退回淮河右岸。
东北军51军官兵
53军则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南昌会战和第一次长沙会战。1943年被编入中国远征军第20 集团军，1944年5月进攻高黎贡山，9月进攻腾冲。由于在滇西立下卓著战功，53军进入越南，在河内接受日军投降。
除了陆军外，空军更是引以为傲。
高志航，辽宁通化（现属吉林）人，中国空军“四大金刚”之首。九一八事变后不听家人劝阻入关加入国民政府空军。1937年8月14日，高志航率队迎击日军，当即击落6架日机。国民政府将8月14日这天定为“空军节”。
刘粹刚，辽宁昌图人，中国空军“四大金刚”之一，从1937年8月16日至10月中旬，击落日机11架。
李桂丹，辽宁新民人，中国空军“四大金刚”之一。抗战初期即击落8架敌机，武汉会战中仅凭一人之力击落3架敌机。
阎海文，辽宁北镇人，1937年8月16日完成轰炸任务返航时被日军高射炮击中，跳伞后被风吹到日军阵地。阎海文高喊“中国无被俘空军”后拔出手枪自杀。其行为极大震撼了日军，日方还将阎海文遗物送回日本展出，引得日本民众充满敬意甚至为之落泪。
九一八事变后，30万东北军入关，绝大部分都牺牲在了八年抗战对日作战中。到新中国成立之时，幸存者寥寥。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东北军出身的八路军山东滨海军区副司令员万毅带领东北挺进队进军东北。而组成东北挺进队的，正是原东北军111师。14年过去了，他们终于要实现打回老家去的梦想。
而东北这片土地，也将在全新的时代迎来崭新的崛起。（全文完）
1945年8月8日，苏军发动攻势对日本关东军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
辽沈战役后，超过一百万东北野战军入关，随后席卷全国摧枯拉朽，从黑龙江打到海南岛
作为共和国长子，东北工业基地迎来了崭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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