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涂山主
李克农作为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能力出色。有人认为，没有李克农的话，我们的历史恐怕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改写了。
那么，李克农从一名报刊发行的小工到开国上将，是如何一步步受到毛、周等首长的信任倚重的呢？
李克农是安徽芜湖人，在成为“特工之王”之前，年轻时不过是北平《通俗周刊》月俸不过十多块银元的发行小工而已。按照当时《晨钟报》主编李大钊月俸120块银元来看，李克农此时的薪资确实十分不够用。
然而此时的李克农志向远大，丝毫没有把微薄的薪资当回事，而是兢兢业业地做好手头的发行工作，花几个月就把业绩干得风生水起。
然而不论是《通俗周刊》的发行工作，还是后来1919年在安庆《国民日报》的编辑工作，均以遗憾与不愉快告终，这也让李克农彻底打消了“以文致世”的幻想，走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
1926年冬，李克农经杨士彬、余昌炯介绍加入组织，开始从事隐蔽战线工作。
1928年春，李克农很快迎来了他革命生涯的第一个大挑战——打入蒋军部队徐恩曾部特务组织。
当时的特务头目徐恩曾，正在上海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招聘广播新闻编辑”名义大肆扩充特务组织，“特科”负责人周公认为李克农专业对口，而且能力出众，必定能打入敌人内部，在关键时刻发挥巨大作用，遂派他佯装应聘，打入敌人内部。
没想到李克农的特务能力太过优秀，很快就被徐恩曾当作心腹，并委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特务股股长”的重任，这是周公没有预料到的。
就任“特务股股长”后，李克农采取虚虚实实的战术，不仅屡屡传递了重要情报，身份还掩饰得极其成功。
彼时的徐恩曾，还时常向旁人炫耀——“我手下有三员虎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特务股股长李克农、机要秘书钱壮飞、天津长城通讯社社长胡底……”殊不知他口中的三员虎将，恰恰是周公安排打入敌人内部的“龙潭三杰”。
1931年4月24日，徐恩曾秘书钱壮飞突然派人给李克农带来一个惊天消息——“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准备亲往南京面见蒋氏，将我机关地址和各领导人信息和盘托出……”
李克农听后，只感五雷轰顶。
顾顺章是“特科”负责人之一，掌握了大量核心机密，一旦其阴谋得逞，对我方而言无异于灭顶之灾。
然而按照往常和陈赓对接情报的惯例，那天恰巧不是对接日子，因此如何将情报及时传递出去则成了重中之重。
就在他在屋内来回踱步的时候突然想到——“既然联系不上陈赓，那联系江苏省委还不容易吗？他们之间必定是有横向关系的。”
很快，李克农便设法联系上了江苏省委，并通过江苏省委这条线见到了陈赓，告知陈赓有重要情报需面禀周公，在陈赓带领下见到了周公。
周公一听顾顺章叛变，当即开会下达了“将顾顺章掌握的所有关系和线索通通掐断，所有联络暗号和秘密据点全部作废，所有秘密机关单位人员火速转移”的命令。
1931年4月27日一大早，陈立夫、徐恩曾在顾顺章带领下来到霞飞路58号意图逮捕周、陈等人，不料周、陈二人早已于5分钟前化作一贵妇和老翁，与他们擦肩而过。
顾顺章所引来的“天雷滚滚”，就这样无形之中被李克农和钱壮飞悄无声息地化解，避免了灭顶之灾。
经此一事，李克农的“特工”能力让周公信服，也为他后来受到高层信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顾顺章一事后，由于身份暴露，李克农于1931年冬回到了苏区任保卫局。也是在这一年，李克农才和主席初次相见。
对于李克农，主席一直是赏识的。近的就有他在“顾顺章叛变”一事中立下的大功一件，往前说一点红军第一、第二次反围剿成功，以李克农为首的“龙潭三杰”所传递的情报也是居功甚伟的。
主席十分清楚，如果两次反围剿没有以李克农为首的“龙潭三杰”传递过来的每一份关于敌人调兵遣将的情报，红军恐怕很难逃出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李克农回到苏区的时候，正是主席“休病”阶段，而李克农却对主席十分尊重，不仅把手下的保卫干将叶子龙介绍到主席身边，负责他的安全保卫，还时常以送报纸、食品的名义前来探望主席，慢慢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李克农被委任为联络局局长，继续统抓秘密战线与情报工作，能力特别优秀，工作特别出色，被主席多次笑称是我们的“大特务”。
历史证明，李克农之所以能够一步步得到信任和重用，是建立在他敢挑重任、能挑重任的前提上的，比如促成“西安事变”便是这样的例子。
1936年初，为了逼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奉系统帅张学良成为主要的争取对象。
当时的张学良在红军手下吃过苦头，除了不想打内战，他对蒋氏“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颇为不满。
我方知悉这一情况后，为了与张学良取得联系，一直在苦觅良策。
关键时刻，还是李克农在民族存亡的关口肩挑重任，想方设法地做通了张学良爱将高福源的思想工作，并让其促成张学良和我方会晤一事。
听说李克农又立大功一件，主席对李克农夸赞道：“你联络局的工作不错嘛，把张学良的心腹爱将都联络上了……”
1936年2月，李克农作为代表，秘密前往东北军驻地与张学良就逼蒋抗日一事进行谈判，并达成了一个令双方都满意的结果，然后又向主席汇报，主席再次褒扬李克农——“李克农这次单枪匹马，工作搞得很好！”
“西安事变”，固然离不开主席的运筹帷幄，但李克农在此事的过程中，功绩是显著的。主席对李克农的褒奖，并未过赞。
除促成“西安事变”外，整个抗日战争中李克农也一直成绩斐然，捷报频传。诸多成绩中与主席紧密相关的，是1945年秋促成“重庆谈判”一事。
抗战结束前一天既1945年8月14日，重庆蒋氏便急不可耐地给主席发了一封邀电，催促其为了尽快赴渝与之谈判。
主席对蒋氏的算盘看得清清楚楚，知道所谓“和谈”不过是他丢过来的一顶“道德帽子”。本质上蒋氏还是“亡我之心不死”，既想抢地盘扼杀我方势力，又想发动战争把破坏和谈的“帽子”丢到我方头上。
对于到底蒋氏是否真的做好和谈准备、我方要不要应邀和谈，起初决策层是没有考虑好的。
这时，蒋氏又连发几封电报催促主席尽快赴渝，这让主席感到，蒋氏似乎料定自己不敢深入虎穴，这才有恃无恐地大吹“和谈”风。
如何彻底搞清楚蒋氏的真实意图，这份重任又落到了李克农的身上。
李克农不负众望，很快就通过技术手段破获了蒋军的密电，知道蒋氏和谈是假，而且还没有做任何和谈准备。蒋军就是料定了我方不敢赴渝谈判，为争取舆论，把破坏和谈的帽子戴到我方头上，再堂而皇之地对我方发动战争。
正是李克农的这份情报，使得主席彻底了解蒋氏的想法，并作出了“出其不意，反其道而行之”的安排，化被动为主动毅然赴渝谈判，彻底揭露蒋氏“真内战，假和平”的嘴脸。
主席率领的代表团突然出现在重庆，果然令各界大吃一惊。整个舆论马上颠倒过来，纷纷称赞我方和谈的大决心和大诚意。
反倒是蒋氏集团毫无准备，出丑不小，还失去了他们引以为傲的舆论自嗨。
在蒋氏的刻意酿制下，解放战争爆发，李克农负责的情报部门一如往常地犀利、给力，为我军提供了大量蒋军部队的情报，主席专门褒奖道——“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鉴于李克农在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中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建国后被委任为社会部部长，1955年授上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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