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长征，特殊魅力 ——赣南名家郭晨讲述“特殊连队”的故事（四）

本期续登郭晨先生长篇纪实文学《特殊连队》第四章，同时推荐著名主编、学者、作家评介《特殊连队》的文章《对历史的独特感悟》。

对历史的独特感悟

第四章  巾帼轶事

从江西瑞金出发时，红一方面军八万壮士中，有三十二位巾帼英雄，她们的名字是：蔡畅、邓颖超、康克清、李坚真、刘英、贺子珍、刘群先、金维映、钱希均、李伯钊、周越华、丘一涵、吴仲廉、阚士英（甘棠）、危拱之、危秀英、陈慧清、刘彩香、谢飞、曾玉、廖似光、李建华、肖月华、邓六金、钟月林、王泉媛、吴富莲、李桂英、谢小梅、杨厚珍、彭儒、黄长姣。袁儒、黄长姣出发不几天，就因病回转苏区，坚持到目的地的只有三十位女红军。

三十二位女红军都是经过左筛右选，才取得长征的资格。袁儒、黄长姣虽然因为疾病的原因没有走完艰险的征途，但她们以后的斗争经历证明她们不愧为巾帼英雄，理应在红一方面军长征“巾帼英雄榜”中占一席之地。

三十位女红军中，编制在干部休养连的有二十四名。据侯政回忆，除指导员李坚真和连队秘书吴仲廉外，她们分别以三种身份出现在干部休养连：一、休养员，有邓颖超（兼总支组织委员）、贺子珍、陈慧清、曾玉、金维映、刘群先、杨厚珍、丘一涵。她们因为伤病、怀孕或体弱，在连队休养，也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和群众工作。二、工作组成员，有李伯钊、廖似光、钱希均、钟月林、谢飞、肖月华、谢小梅。她们的任务是调查土豪，宣传群众，寻找民夫。三、担任政治战士，有危秀英、邓六金、吴富莲、王泉媛、刘彩香、阚士英、李桂英。她们的任务是随担架行军，做好担架排和运输班工作，稳定民夫的情绪，也要参加打土豪、筹粮筹款等活动，有时还得亲自抬担架，最为辛苦。

德国女作家王安娜在她的《嫁给革命的中国》一书中，带着极为崇敬的心情评述这三十位女红军：“与红军一起行动的女性……是红军战士的伙伴和战友。她们和丈夫一起作战，历尽艰难困苦，这些勇敢的女战士，受到全军、全党的信赖和尊敬。”

斯诺的夫人尼姆。威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中的《中国革命的半边天》一节，这样论述三十位女红军在革命中地位：“中国革命非常重视妇女，这和中世纪的骑士气概毫不相干，而是因为妇女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自己赢得了在红星下的合法地位。她们即使称不上中国革命的骄子，至少也是平等的一员。在中国的外国人多数认为中国妇女比男子更为刚毅……”

红一方面军随军长征的三十位女红军，从瑞金出发，经过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甘肃、陕西等十一个省，历时整整一年，长途跋涉二万五千里，没有一个牺牲，没有一个掉队，除两位留在路上工作的同志，都是先后安然无恙地到达陕北，这也是长征史上的一个奇迹。

这三十位女红军中，在战争年代牺牲、失踪、故世的有吴富莲、曾玉、刘群先、金维映、李建华等同志。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陆续病逝的有周越华、丘一涵、甘棠、危拱之、杨厚珍、刘彩香、陈慧清、肖月华、贺子珍、李伯钊等同志。至今还健在的有蔡畅、邓颖超、康克清、李坚真、刘英、钱希均、谢飞、廖似光、危秀英、邓六金、钟月林、李桂英、王泉媛、谢小梅等十位同志。

这三十位长征女红军的身世经历，英雄业迹，性格风貌，将在《巾帼列传》一书里一一介绍，本书特辟一章，专门记叙她们在长征途中的趣闻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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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击炮”

晴天朗日，江南的原野轻盈、美丽。黄沙沙的田塍路上，长满青青的小草。活泼的青蛙，此起彼伏地鸣叫着。大河小溪的水，哗哗流淌。豆青色的天空，翠绿的树林，碧绿的流水，一片生趣盎然的绿色世界。

精神抖擞的红军队伍，行进在这片绿色世界里。

年轻的女红军，以她们清丽的身姿，婉转的歌喉，为这绿色世界，为这红色队伍，增添一种美丽的韵律。

她们手拄一根竹杆，肩负自己的行李和粮食，跨涧过河，轻巧敏捷。遇到小水沟，她们把竹杆往水沟里一撑，两脚一蹬，象撑竿跳高一样，灵巧的身子荡起在空中，象燕子一样轻巧地飞过沟去。

开头，她们的步伐可没有这样轻松。她们多数没有走过远路，其中又有几双“解放脚”（缠足之后放开的），刚出发几天，可把她们整苦了。从天亮走到天黑，一双脚象灌了铅一样，沉重酸肿，晚上要是不用热水泡泡，第二天就迈不开腿。许多人走着走着就落在后头了，老跟不上大队，因此受到责难。走了相当一段时间，她们的手脚才适应行军的节奏，能够步履裕如、边走边工作了。

她们的双脚争气之后，她们的嘴巴便厉害起来，有几个泼辣角色常常跟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吵嘴”。她们大多数是党和军队领导人的妻子，自己又有相当的光荣经历，不比谁矮半截，因此，对于军队中的平均主义思想和轻视妇女的现象，她们便毫不客气地开起“炮”来。据刘群先在延安的回忆，她们“吵嘴”的头一个原因是为粮食。当时规定，每天早上出发时，指战员要带够自己的口粮，或是米或是冷饭团，到了目的地伙在一起煮，吃大锅饭。可枪支、弹药、行李，每人的负担都很重，有的同志出发时带的口粮不足，到了目的地揩别人的油。女红军当时吃不过男同志，她们有时吃不饱肚子。她们不干，吵起嘴来。领导同志不得不对她们妥协，让她们检查行军纪律，出发时，调查每一个人是不是都带足了自己的口粮，没有带的不给吃。

为了减少矛盾，使女红军能安全到达目的地，据刘群先在延安跟外国记者的回忆，中央红军一出了江西，女红军便集中起来建立一支特殊的妇女队，让她们自己照料自己。由总工会女工部长、博古的夫人刘群先当队长。女将们有足够的能力照料自己，她们打土豪、筹粮款，保证自己能吃饱肚子，还能将多余的粮食支援男同志。妇女队才成立一个月，进入贵州地域时便解散了。后来建立了干部休养连，多数女红军编入干部休养连的妇女班。

贵州的山岭，峰回路转，与江南秀嫩的风光相比，显得峻峭。

彭德怀率领三军团的指战员们在山路上行进着。

扛着梭标的娘子军，担任着政治工作任务，从斜路上插过来，穿过彭德怀的队伍，抄近路往前趱程。当时有严格的规定，不准在行进的队伍中间穿插行走。因此，三军团的干部冲女红军说起俏皮话来。

“喂，不许插队，掉队的娘子军跟在部队屁股后头慢慢走吧！”

“嘿，妇娘子还是不行呀，打不了仗，跟不上队！”

娘子军们也不好惹，停下步来，叽叽喳喳地回敬他们。

正暄嚷间，浓眉阔脸的彭德怀走了过来，看见这些扛梭标的娘子军，乐开了：

“哟，拖尾巴的迫击炮来了！”

找到“迫击炮”这样一个词来开娘子军的玩笑，他很高兴，从此他一碰到这些女红军，老远就喊：“迫击炮来了！”“欢迎迫击炮！”

说真的，女红军还真有一股“迫击炮”的劲头和威力：勇敢顽强，吃苦耐劳，一路上行军做工作，都不亚于男红军。除了几个身体不好的老大姐，他们多是工作队员、政治战士。她们的任务主要是照顾伤病员，分派担架，做伤病员和民夫的思想工作。每个政治战士要管三、四副担架。抬担架的民夫多是临时雇来的，一块银元一天。他们对革命的认识有深有浅，行军时，政治战士要同民夫走在一起，鼓励他们跟上队伍，有时甚至要顶替他们抬担架。宿营时，又要照顾民夫的生活，让他们吃饱睡好。夜行军，走小路，她们不知摔了多少跤，不叫一声苦，不喊一声痛。

危秀英、邓六、钟月林、刘彩香、吴富莲、王泉媛、李桂英等几个政治战士，还有指导员李坚真都帮民夫抬过伤病员。

她们手脚灵巧，也手脚不停。白天行军，有时一天急行军一百二十里，她们不比谁少走一步，洗脸、梳头都顾不上，遇到小水坑，撩几掬水在脸上，用毛巾一擦，又急急赶路。她们跟在担架的前前后后走着，宁可自己忍饥挨饿，也要把自己背上的粮食省下来给民夫吃，让他们吃饱好有力气抬伤病员。到一个地方驻扎下来，她们顾不得自己洗漱，忙着寻找 稻草，烧点水让民夫洗脚，然后又要出发去找民夫替换走累的民夫。当时找民夫很不容易，因受反动派的蛊惑宣传，老百姓都躲到山上去了。她们往往要连着爬好几座大山，才能找到躲藏的群众，还没喘过气来，就要用嘴巴宣传群众，说服他们援助红军。好不容易动员几个群众来抬担架，爬山越岭赶回驻地，往往部队已开拔了，又得马不停蹄地追赶队伍。她们一身雨，一身汗，一身泥，也一路笑，一路歌，乐乐哈哈地吃着苦，走着路。

最头痛的还是找马。过乌江的时候，马匹几乎损失殆尽。仓促扎起的竹制浮桥，载重能力有限。马的主人上桥之后，跟主人有了感情的马也“咴咴”叫着爬上桥去。浮桥上的马匹太多，浮桥沉落水中。为了保障红军指战员的安全，守桥战士只得忍痛开枪，将踏上了浮桥的马打死，不准岸边的马再上桥去。过了乌江，指挥员和伤病员普遍缺马。干部休养连女战士的任务除了找挑夫，又增加了一项任务，找马夫和马。马是当地老乡珍贵的交通工具和运输工具，要很费口舌和付出代价，才能动员老乡牵着马送红军一程。贵州的马和骡子，由于山道崎岖，四个蹄子都钉有铁掌，掉了一块蹄掌，马就不能行走。马主人还不干，嚷嚷说：“把我的马腿搞坏了！”要赔偿损失，马主人才肯牵回去，又得重新去寻找新的马匹。所以找马往往比找人难。

政治战士有时还要留在队伍后面做收容工作，帮助体弱或因病因伤而掉在后面的同志背东西，鼓励他们赶上队伍。哪怕敌人的子弹就在头顶上呼啸着飞过，她们也照样沉着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背着许多东西，躲着敌人的弹火，跑步、爬山，还要招呼战友跟上来。有时嗓子喊干了，渴得冒火，累得想在原地停一分钟，喘口气，环境又不允许。时间一长，她们也摸索到了经验。爬山时闭住嘴唇，咬紧牙关，用鼻子透气，这样就好得多，也容易坚持。

她们的嘴巴象“迫击炮”一样厉害，身体也象“迫击炮”一样有战斗力，顽强、坚毅，有惊人的内在力量。她们给自己提出的口号，朴素而简单：“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生病、负伤，实在走不动的，当时的办法是每人给八块光洋，寄在老百姓这有里。“不得八块光洋”，就不能掉队，不能负伤，不能生病，这几条男红军做到都不容易，对于女同志来说实在太难了！

她们遇到的困难带来的后果不是一般人能想象得到的。十雨是常事，淋得象落汤鸡。对于男同志来说，淋雨只是个伤风感冒的问题，而给女战士带来的麻烦则远远不是咳嗽打喷嚏，饥、寒、湿郁积的恶果，是月经来不了，污血从鼻孔里流出来，浑身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难受劲，还得不声不响地咬着牙追赶队伍。到了后期，女同志普遍停经，有的因上经终生不育。生理的障碍，带来的整个身体机能的失调，但她们坚韧地忍受着，一声不吭。一旦发现有病，就可能得到不想得到的“照顾”——被寄放在老百姓家里。

女同志在生活方面有些特殊的也是起码的要求，比如行军一天休息下来，弄点热水洗洗身子，烫烫脚，活动活动血脉，恢复一下体。连这点可怜的要求也经常不能满足。爬雪山，过草地，深入无人区，她们到哪里弄热水去？到了甘肃，她们遭遇到了严重缺水的困难，一个多月没有洗脸，长时间没有水喝。嘴唇干裂翻皮，全身脏得难以忍受，脸上蒙着灰尘，只有两只眼睛是白的，还能射出微弱的生命之光。

她们还要忍受委屈。

部队经过的大多是人烟稀少的地区，粮食、药品极端缺乏，许多伤员的伤口溃烂，没有药换洗涂抹，有时还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病痛的折磨和饥饿的熬煎，他们容易急躁，情绪失控，免不了发脾气，特别是在伤口疼痛难熬的时候，甚至骂人，有个别伤员还用拐杖打她们。

面对伤员的粗暴行为，女战士们没有一个女火的。她们想得开：他们毕竟是为革命挂花的呀！他们舍得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我们难道就受不得一点委屈？因此，她们鼓励伤病员克服困难，树立战胜伤病的信心，用女同志特有的细致和精心，周到地护理伤病员，减少他们的痛苦，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

  一路笑声一路歌

根据地丰富的斗争生活，孕育了一批妇女歌手。尤其是来自江西、广东、福建的妇女，更喜欢唱山歌。艰苦的长征历程，她们总是一路笑声一路歌。她们自编了山歌几百首。其中最有名的山歌手是李坚真、李桂英、王泉媛、邓六金，其他女红军也能唱。

从江西出发的时候，她们留恋火热的斗争生活，瞻望迢迢的征程，用兴国调唱了起来：

哎呀嘞——

分田分地阶级忙，

革命处处为人民。

牢记国仇和家恨，

北上抗日去长征。

路途是艰辛的，长夜茫茫，脚步嚓嚓，单调而疲困。行军到半夜之后，腿脚发沉，眼皮似灌铅，走着走着就能打呼噜。这时候，她们又用歌声来驱除透入骨髓的疲困，驱逐紧贴眼皮的瞌睡虫：

哎呀嘞——

十月里来秋风凉，

中央红军远征忙。

星夜渡过于都河，

古陂新田打胜仗。

到了遵义，她们多么喜悦，山歌唱得也格外开心：

三月里打回贵州省，

二次占领遵义城。

打坍王家烈八个团，

消灭薛吴两师兵。

山峰如铁，江涛激荡。在马灯的映照下，江水闪着银灰色的光点，伴着低沉雄浑的涛声，载着红军战士的渡船，向对岸划去。浪花飞溅，打湿了衣襟，凉润了脸颊。刚摆脱敌人的追击，前面又隐隐传来剧烈的枪声。山歌手们应和着涛声，低沉地唱着：

金沙江水急又深，

手牵手来心连心。

阶级姐妹团结紧，

不怕敌人百万兵。

歌声直抒胸臆，歌词从斗争经历中奔涌而出，真挚动人。

天是这样黑，伸手不见五指；路是这样滑，一步三跌，天空还不断地泼着雨水。顺着大渡河岸的崎岖山路，休养连艰难地摸索着。白天，他们刚挨了敌机轰炸，马夫和马匹炸死炸伤了不少，更增加了连队的困难。李坚真搀扶一个负重伤的马夫，跌跌撞撞地走了五里路。到了一座破败的山庙旁，马夫喘着气说：“指导员，我不行了，你们走吧！”李坚真把所有的衣服盖在他身上，又留下一些粮食和钱，含着眼泪一步三回头地跟即将断气的马夫告别了。她飞跑着赶到前面去指挥连队前进。

天快亮了，前面的部队已经过了铁索桥，可干部休养连却还停留在一个小镇子上，挪不动窝。该死的敌机给连队造成的损失那样惨重，担架没人抬了，药箱没人挑了，对重伤员只得写好条子，留下钱粮寄在老百姓家，可重要人物不能丢下，又没有人抬他们，怎么办呢？

刚好毛泽东从小镇上路过，见干部休养连还停留在镇子里，关心地问：“坚真，你们怎么还不走呀？”

李坚真无可奈何地说：“主席，我们走不动了，担架没人抬。主席，你快走吧，别管我们了。”

“你都敢在这里顶，我怕什么！”毛泽东说完，招手让警卫班长过来，命令说：“警卫班统统留下来，帮助休养连抬担架，挑药箱！“急得没有办法的李坚真，感激得流下了眼泪。

毛泽东关照好后，大踏步往前走了。警卫班的战士抬起担架，挑起药箱，背起病号，急速向泸定桥走去。

铁索桥上铺上了木板，晃晃荡荡，人走上去象荡秋千，头晕目眩，女红军们还要挑药箱，大块头李坚真还得抬着担架过桥。她被铁索桥摇摆得站立不稳，就解下绑腿，把担架绑在肩头和手臂上，两只手扶着铁索，摇也好，摆也好，人和担架都安然无恙。桥摇浪漫，浪激豪情，她又引吭高歌：

哎呀嘞——

红军抢渡泸定桥，

炮火连天铁索摇。

献身革命心不跳，

女兵争把药箱挑。

面对琼玉一般的冰山，她们亮开嗓子：

夹金山上雪凝冰，

脚踏冰雪奔前程。

革命豪情比火热，

熔冰化雪步不停。

脚踏茫茫草地，她们放开歌喉：

万里行军过草地，

铁脚踏平烂泥滩。

七天七夜胜利过，

红旗指向六盘山。

过草地时，遭遇敌骑袭击。没有对付骑兵经验的红军战士，开始有点恐慌。朱总司令告诉他们不要怕，排枪射击。夜晚人马看不清，但挥舞的马刀闪出一圈圈白色弧光，这就是目标，朝着白光射击，百发百中。

红军战士编了一首打骑兵的山歌：

敌人骑兵不可怕，

目标又大又好打。

排子枪放一声杀，

我们瞄准它、消灭它、打垮它！

不太爱唱歌的危秀英，也情不自禁地唱起了这首山歌。

行军休息时，几个女兵坐在一块，就比赛唱歌。民夫走累了，抬不动担架要掉队，她们唱山歌给鼓励。她们常常边走边唱。登山时，她们抢先攀上山顶，看见山腰的干部休养连的同志爬不动了，就朝他们唱起来：“哎呀嘞，同志哥，拿出劲来翻山头……“唱呀唱的，唱得他们都加快了脚步，很快登上了山顶。环境不允许唱时，她们就哼山歌、念山歌。

山歌，抒发出女红军的豪情，变成了无形的力量、无字的命令，召唤多少人奋起，鼓舞多少人前进。

女红军不但善歌，而且善舞，载歌载舞才是她们的本色。从瑞金出发的时候，邓发就讲过，干部休养连人才济济，演出一台戏都不用借演员。在一年的转战时间里，她们演出过好几台戏。每场文艺晚会，“歌舞明星”李伯钊、危拱之都是主角，又是唱又是跳，给疲劳的指战员们带来许多欢乐。在干部休养连还出了一个“冷门”，农民出身的王泉媛原来是个演戏的能手。在遵义，王泉媛被调去做地方工作，发动群众开展反霸斗争，贵州老百姓的贫穷和国民党军阀豪绅对人民的严酷盘剥，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怀着阶级仇恨登台演出，扮演贵州省长、军阀王家烈。她戴着礼帽、墨镜，拄着文明棍，自演自唱，惟妙惟肖，很受群众欢迎。到了甘肃，她又扮演马步芳，上得台来，先唱一支自己信口编的歌：马步芳在江北，阻拦抗日真可恶，压迫军民呀该灭亡；红军队伍为穷人，北上抗日打先锋，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哝呀吆咳……吸引住观众，她便进入角色，饰演马步芳如何欺压人民，燃起当地群众反抗的怒火。

在甘孜、芦河一带，康克清跟她住在一起，对她的演出很赞赏，鼓励她每到一处演好军阀、恶霸如何剥削、压迫人民，揭露了敌人，群众就会拥护我们。演戏还有如此大的意义，王泉媛演得更上劲了。

 一筐梨

一九三五年四月，中央红军渡过北盘江，进入云南省境。云南兼有着平原和山区的秀丽和峻峭。丛山起伏，绵延数百里，森林茂密苍郁。田畴也开阔丰腴，白漂漂的水田里，一蔸蔸的禾苗被风吹得摇曳着似绿色锦缎。路两边的小山上，红花绿叶，芳香年鼻，引得蜜蜂蝴蝶穿梭飞窜。春色宜人，但气候不宜人。酷热的太阳曝晒着，天气热得躁人。红军队伍撑着五颜六色的纸伞，或戴着各式各样的斗笠，别有风味，

沿途的水也不好喝，又苦又涩，有一股咸碱味。酷热难耐，又没有清凉饮水解渴，红军指战员苦不堪言，有不少人病倒了。

黄昏，干部休养连来到云南边境一个村落。各个班走进事先号好了的房子，驻扎下来。

暑气未退的村子，显得冷冷清清，因为妇幼老少都跑光了，只有几声稀稀落落的狗吠。

谢飞（阿香）、钟月林、刘彩香三个女红军，搀扶着病重的吴富莲走进一间低矮的屋子。她们在地面上铺了一层稻草，照顾着吴富莲躺下来。谢飞忍着饥渴，坐到灶前，用稻草烧水洗脚。

干部休养连的女同志每到一地驻下来，可以不吃不喝，首先得烧一盆热水洗脚，走了一天，脚肿腿胀，血液都聚集在下肢，需要用热水烫烫，疏散疏散，否则第二天起来，下肢会象木棍一样，梆硬干涩，走不动路。

谢飞坐在灶前，弯过身子扯着身后的稻草，往灶膛里添。扯着、添着，灶膛里的火熊熊燃烧。一捆稻草烧光了，她又去扯另一捆，使劲一抻，咕噜咕噜，从稻草底下滚出几个梨。哟，稻草堆里还有“宝”哩。她走了过去，拽起一捆稻草，露出一只箩筐。

“呀，梨，一筐梨！”她兴奋地嚷了起来。

“什么？梨？”钟月林、刘彩香闻声围了过来。

果然是满满一筐梨，青翠细嫩，好不馋人。大家的目光被吸引住了。被炎热熏了一天的女红军，这时候如果能吃到一只梨，该是多么甜美的事。她们多么想吃呀！可是红军有严格的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如果梨主人在，还可以用钱买几个，偏偏主人躲起来了，又不知道价钱，只好遗憾地用稻草把梨筐盖上。

“哼哼哟，……”躺在一角发高烧的吴富莲轻轻地呻吟着。

谢飞又把手伸向稻草。她想，如果吴富莲这时候能吃到一只梨，比什么灵丹妙药还管用。她提议给吴富莲买一只梨，大家一致赞同，可是给多少钱呢？犯了难。她们决定往多里给，一只梨留十二个铜板。这十二个铜板远远超出一只梨的价格，因为云南物产丰富，东西便宜，一元钱可买八十斤大米、三十斤肉。

钟月林、刘彩香把梨切成一片一片，喂吴富莲吃。吴富莲吃了梨，顿时感到嗓子清爽，精神好多了。谢飞拿出一张纸条，铺在砧板上，掏出半截铅笔给没有见过面的房东写条子：“老乡，我们是工农红军，路过此地，住在一你家。我们有个病号正在发高烧，买了你一个梨，现留下十二个铜板。没有征得你的同意，请原谅。”

条子和铜板搁在梨筐上，掩上稻草，她们喝了几茶缸开水，这才舀水洗脚。洗完脚，她们解开几捆稻草，垫一层在地上当褥子，盖一层在身上当被子，闻着诱人的梨香，很快地进入了梦乡。

从苦中嚼出甜来

天地间是一片苍灰色，贫瘠的颜色，荒凉的颜色，饥饿的颜色。

这片苍灰的颜色作衬景，一群穿着苍灰色军服的红军指战员，坐在大雪山脚下啃生苞米。多少天没有吃正经的粮食，多少天没有吃油盐了，牙齿和肠胃功能都退化了，啃着这留作种子的干枯苞米，味同嚼蜡，怎么也吞咽不下去，又粗又硬的米粒，嚼得牙齿生疼。没有耐心而又饥肠辘辘的女红军，干脆囫囵吞下去，放弃了味觉上的享受，以能把肚子撑饱为满足。

蔡畅大姐却很有耐性，她坐在一边，不动声色地慢慢嚼着，把苞米粒嚼得碎而又碎，嚼出甜味再往肚子里咽。她有了体验，便对囫囵吞的女红军介绍说：“你们不要囫囵吞，要慢慢嚼，从苦中嚼出甜味来，又好吃又有营养。”

女红军照她的办法吃，一粒一粒慢慢嚼，果然吃出了甜味，由聊以充饥变成了一种享受。

从苦中嚼出甜来，这话太合辩证法了！苦中本来就包裹甜，如果囫囵吞，苦只是苦；如果把苦揉碎，细细咀嚼，甜在其中。女红军们很会苦中作乐，在没有欢乐的地方寻找各种乐趣，调节自己的精神生活。

这些女战士多数还是年轻姑娘，很有几个属于活泼型妇女，她们在老同志面前有时也淘气得令人哭笑不得。她们不时地寻找机会戏弄老头子。董老就被她们捉弄过一次。那是在云南和贵州交界的一个县城，部队驻扎下来，李坚真和廖似光，一个提壶，一个拿盆，要去洗澡，恰好遇到董老。

“你们到哪儿去呀？”董老问道。

廖似光一本正经地说：“我们买了个鸡，杀鸡去！”说完向李坚真伸伸舌头，使个眼色。

董老没有注意她们的神色，信以为真，回到连部，很高兴地对连长侯政说：“她们真有办法，还买到了一只鸡。”

侯政哈哈大笑：“哪里是杀鸡？你受骗了，她们是去洗澡。”

董老哭笑不得：“这班丫头！”

由于行军紧张，卫生条件差，经常不洗脸，不洗澡，不脱衣睡觉，住处也不定，老百姓房子、草垛、墙角、野外，什么地方都睡过，女红军的头上、身上长满了虱子。

虱子多到什么程度，有一个细节足以说明。过完草地上的一条河，走在后面的钱希均，远远地看到哥哥钱之光摇摇晃晃地走过来，就站住等他。钱之光拄着根棍子，手上提溜着一件用草绳捆着的毛衣，一瘸一拐地走着，什么行李也没有了。脸上瘦得不成模样，腿却水肿得厉害，样子十分可怜。等他走近，钱希均问是怎么回事。钱之光叹息一声，告诉她，行李都放在马背上，过河的时候，由于河水流得急，把马冲走了，只剩下一根棍和一件毛衣，这件毛衣还是钱希均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时候买了送给他的。她接过毛衣一看，都破成一个个洞，洞里藏着一堆堆虱子，蠕动着，看了让人汗毛都竖起来。钱希均接过毛衣，坐下来捉虱子，捉了半天也没有捉干净。

这对这种现象，彭德怀用一句精辟的话概括：“无虱不成军，没有虱子的不算长征干部！”

女红军身上的虱子更多，浑身刺痒难耐。尤其在行军走热了身体，或晚上睡暖了身子，虱子得到适当的气温，便放肆地活动起来，在身上到处蠕动，弄得人全身的神经都紧张起来。休息的时候，姐妹们便围在一起互相捉头上的虱子。捉虱子遂成了一种乐趣。

徐特立还编了一个“捉虱舞”，他在路上和到了瓦窑堡、延安，都亲自表演过。舞蹈动作很简单，但他表演起来却很有趣。只见他将羊皮袄反过来穿，羊毛露在外面，戴个破毡帽，左手一举，右腿一抬，身子一歪，然后右手一举，左腿一抬，身子一歪，摇摇扭扭地走出场来。两只手轮番到羊毛里搜搜，装着捉一只虱子，口里说：“虱子？”放进嘴里“哔剥”一声，又肯定地说：“是虱子！”就这样手脚不断地重复这些动作，嘴里连连地说：“虱子！虱子！”“又一个，又一个！”由于他幽默的长相，幽默的神态，幽默的表演，逗得大家笑疼了肚子。

以后女红军觉得捉虱子太费事，捉不胜捉，索性剃光头。邓六金学过理发，她便施展自己的技术，教会了大家理发，互相推成了光头。秃颅怕人笑话，便做个帽子戴上。有时，调皮的小伙子突然出现在她们背后，一把将她们头上的“遮羞帽”摘掉，然后连声叫道：“尼姑！尼姑！”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这已成了一乐，男战士叫她们“尼姑”，她们自己也互叫“尼姑”。

到了少数民族地区，饿肚子是男女红军尝到的最大的苦楚，找到一点粮食，当然也就是找到了最大的欢乐。

过了大渡河，首先一步棋就是筹备爬雪山的干粮。有一天，朱总司令带着危秀英、邓六金、刘彩香等八个男女同志去向藏胞买粮食。一路上，朱老总兴致勃勃地教大家辩认野菜，拔些野菜作辅助口粮。这时候，田野光秃秃的，藏民已经割完了青稞麦，并把新收的粮食藏了起来。朱老总他们走了很远的路，才发现一块青稞，长得稀稀落落的。经过打听，了解到是因为青稞结实太少，主要不打算花功夫收割了。朱老总站在青稞麦前，严肃地对女红军们说，即使群众丢了不收的青稞，我们也要执行红军的纪律，不能白割群众的庄稼。他要女红军把二十块光洋送给麦地的主人——一个藏族老大爷手里。他们割下一堆青稞，烧起一堆篝火，把麦穗放到火上去烤，烤焦麦壳后，用手把麦壳搓掉，一把一把往嘴里送。

正吃得高兴，朱总司令很有趣地望着她们，忽然笑眯眯地对危秀英说：“矮子，你成了大花脸啦！”大家相互一瞧，可不是么，一个一个的嘴巴周围都被炭灰糊得黑黑的。女红军们打趣起来，你说我画了个“大花脸”，我说你长了“大胡子”，指指划划，笑弯了腰。刚吃饱肚子的红军，笑声是那样爽朗，似乎他们从来就没有饿过肚子似的。

草地“跳舞”，也是她们的一种乐趣。

她们在茂密的草丛中穿过，有些草长得比人还高。草丛下面是软绵绵的淤泥，有些地方还隐伏着河沟。这时，她们出发时带的草鞋都穿破了，大家分头去找些生牛皮，剪裁成鞋底形，用一条绳子把脚板包裹起来走路。这样走路脚底不稳当，滑来滑去，摇摇晃晃，象一个舞蹈赏的台步。她们便开起玩笑来：“我们就是在跳集体舞哩！”可不是么，左脚踩下去，身体向右弯，右脚踩下去，身体向左弯，逗得大家都得“跳舞”。

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之间，苦难变得不那么沉重了，心情在饥寒的煎熬下也轻松很多。

 路途风寒心头暖

钟月林护送的担架，已经落在队伍后头了，民夫实在太疲劳，抬不动了，伤员本来可以走几步路，但他硬是不肯走。军情紧急，后面有追赶的敌兵，前面离自己的部队很远，钟月林只好自己抬着担架追赶队伍。她和她护送的担架掉了一天队，如果遇上敌人，多危险啊！

邓六金抬着担架爬了一座大山，累得吐血。而她亲自抬担架又何止一次。

到了少数民族地区，有一天傍晚，谢飞和几个女红军上山去找民夫，由于语言不通，女红军刚一开口，山上群众立即举枪开火，搭弓射箭，差点打中她们。但谢飞她们没有畏缩，找到一个略懂汉语的人，象招待大爷一样给他吃饱，给他钱物，让他用本族语言动员山上的群众下山来。那些群众终于走下山来，为红军服务。

这些信息都反映到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那里，他在思考着。

出发的时候，压在女红军肩上的担子太重了，超过了女同志所能随的限度。李富春终于下了决心，他说：“这些女同志，能跟着走就不错了，给她们那么重的负担，不应该！”总政治部表扬了担架连的女红军，撤销了担架连，把她们并入了干部休养连。干部休养连的女红军也不再抬担架了，她们背上的负重也有所减轻，由原来每人背十五斤米，减少到只背五斤。

路途风寒心头暖。党的关怀，同志间的友情，时时温暖着女红军的心。与四方面军会合，董老派危秀英、刘彩香、邓六金去带四方面军的家属队。家属队没经过训练，小脚女人又多，带的东西笨重，行动缓慢。天下着大雨，道路泥泞。她们几个女红军领着家属队，沿着董老们前进的方向走了一天一夜，掉队了。忽然碰到当地民团和少数民族反动武装，被冲得稀里哗啦。几个女红军没有战斗能力，只好挥泪甩掉家属队，追赶董老去搬救兵。

追上董老，她们流着眼泪讲述了路上的遭遇。

董老亲切安慰她们：“你们回来就好，辛苦了，肚子一定饿了吧？我这里有点吃的，快吃点吧！你们放心，部队会派人去救援家属队的。”

过了三天，到了打鼓山，党总支开会，有的同志提出要开除这几个女红军的党籍。邓六金是个“大炮”，跟他吵起来了。董老向李富春作了汇报。李富春思考一会后说，不能再让她们带家属队了，她们没有战斗力，遭遇敌军会一块牺牲的。后来，李富春决定把干部休养连的女红军分散，邓六金与丘一涵分派到了三军团，其他女同志有的分到国家保卫局，有的分到其它军团，由野战部队保护行军。

中央领导同志非常重视女红军的人身安全。有一次，吴富莲和另一个战士两天没有吃饭了，她们外出工作时，在一个老乡家里发现一个砂锅煮着野菜，她们吃了一半，留下了两人一天的生活费——十个铜板。由于形势险恶，女同志外出执行任务，都要有武装保护。有一次，因为任务紧迫，她与王泉媛外出筹粮没有带武装，恰好碰到周恩来。周恩来关切地问：“两个小鬼到哪里去呀？为什么不带武装？”他表扬了两位女红军的勇敢，又生气地写了个条子，批评她们的政委不该让两个女同志空手去筹粮，万一遇到敌人太危险。

她们在生活上得到更多的关心、照顾。董老和蔡畅大姐经常检查女红军的干粮袋，发现谁的空了，就把他们的干粮分给谁一部分，并向这些“毛丫头”问寒问暖。几个女红军在沙窝吃蘑菇中毒后，去找蔡畅。蔡大姐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青稞炒面给了她们。过雪山后，进入草地前，蔡畅知道危秀英是个大肚皮，一个人吃三个人的饭，便将自己的干粮给她。蔡大姐有一块油布，下雨时，总要撑开和大家共用；分点“伙食尾子”，她也全花在女红军身上；她有骡子，自己很少骑，经常用来给女红军驮东西。

干部休养连到了卓克基，经过雪山的折磨，大家的身体都消瘦疲弱不堪，女同志们更是形容枯槁、精疲力竭，几百里充满恐怖和生命威胁的草原，却横亘在她们面前。怎么办？林伯渠同志暗暗为她们操心。他根据女同志的特殊需要，千方百计买来了一些酒和当归头，分给女红军煮水喝，以滋补身体。林老还通知部队，把杀了的羊头送给妇女班，吃了可以壮体治病。

一个个山羊头摆在女战士面前，她们茫然不解，也束手无策。

“林老，这山羊头吃了有什么好处？怎么做来吃？你快告诉我们吧。”刘群先拉住林老问个不停。林老从中医的角度，把当归头和山羊头对女同志的种种妙处，说得头头是道又把怎样煮，掌握什么火候，介绍得一清二楚。女战士们这才放开他，动起手来剥煮山羊头。

征途婴啼

军旅传婴啼，战士生孩子，这也是唯独干部休养连里才有的稀奇事。

旧法接生的年代，俗话说，女人生孩子是过鬼门关。在长征途中，女红军生孩子简直就像在阎王殿里寻找生路。

干部休养连里有五个女红军生了孩子，没有一个不遭罪的。这不但怀孕的女同志本人要忍受巨大的痛苦，而且也是连队的一件难于处理的麻烦事，不少同志要为此操碎心。董老和大姐们为着关心干部和革命的后一代，对大人和孩子的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得极其周到。在长途跋涉、炮火连天的困难条件下，为产妇准备好纱布、药品、包小孩的布，即使这样，孕妇临产时，董老还是不放心，部队要出发，他不肯先走。连里的干部心里都暗暗焦急，不晓得产妇什么时候生，又怕敌人追上来，都催董老赶快走。可是董老非得等小孩平安问世后才肯走。孩子挣扎着落了地，大姐们将婴儿洗得干干净净，用布包好，含着眼泪寄放在老百姓家里。这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董老亲自给寄主写信，信写得恳切感人，字写得工工整整，有时纸上还滴着老人慈祥的眼泪。

过了老山界，到了贵州地界，曾玉忽然感到肚子一阵阵剧痛，额角渗出了冷汗。她捂着肚子，对同行的钱希均说：

“希均，我怕是今天要生，肚子痛得要命，你到了宿营地替我找点草纸好吧？”

钱希均点了点头，扶着她往前走。侯政叫了一副担架，把曾玉放到担架上。抬了一段路，忽然遇到敌人袭击，民夫跑了，无人抬担架，只好把曾玉扶上马背。这时，胎内羊水已破，流出血来，把垫在马鞍上的被子染得血红。实在不能骑马了，大姐们又把她扶下马来。

曾玉咬着牙一步一步地走着，忽然她身子往下一蹲，裤腿下流出一滩血，原来是婴儿的头露出一点来了。三位女红军连忙搀扶着她，一步一个血印地走了一段路，艰难地到了宿营地。

钱希均先到驻地，满村子找草纸，什么也没有找到，只好找到一把稻草。曾玉躺稻草上，生下了一个胖娃娃。

婴儿生不逢时，在母亲的怀抱里刚刚躺几个小时，第二天大清早，就要出发。孩子不能带着上路，只得忍痛放在稻草上，赤裸的身体上蒙着几根稻草，伴着董老写的一张字条，在空屋里声声啼哭。孩子的母亲被人搀扶着，告别了亲骨肉，一步一回头地走出了空屋。孩子在屋内嘶哑地哭叫，母亲在屋外掩袖抽泣。生完孩子就要走路，没有担架，而且头一天就过河，河水很深，几个人扶着她淌过去，产妇不满月手脚不能浸冷水之类的卫生要求，完全顾不了。她毕竟太虚弱了，又受风寒，走着走着，她晕倒了。大家设法找来一张木桌，让她躺在上面，由女战士们轮流抬着走。等她苏醒过来，需要吃点东西，却什么也没有，只搞到一碗豌豆叶。这事被在总政治部工作的蔡畅知道了，她把自己仅有的一包奶粉拿出来，送给了产妇。

邓发的夫人陈慧清生孩子更富有惊险的戏剧性。

在贵州的白苗地区。中央纵队早起行军，走到八点多钟，太阳出来了，敌机也出来了，在天上轰轰盘旋。国民党兵追了上来。隐隐地能听到炮声。五军团在打后卫，掩护中央纵队前进。军情紧急，行军速度不得不加快。

不早不迟，躺在担架上的陈慧清喊肚子疼，眼看就要生了。董必武、侯政、医生孙仪之，还有二个抬担架的民夫，只好从行进着的队伍中走出来，把产妇抬进路旁一间破屋子里，等待产妇分娩。孙仪之在屋内接生，董老、侯政在屋外坐着等。

也许痛得难于忍受，也许产妇这时候特别需要丈夫的抚慰，陈慧清在屋子里打滚，嘴里骂起邓发来。董老派人去找邓发。邓发来了，低着头站在一边，也没有法子。

真关键呀！敌机在头上飞，敌人在后面追，枪声都听得清楚了，孩子就是生不下来，产妇也痛得衰竭了。孙仪之干着急，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一筹莫展。

屋外的侯政也急得坐不是、站不是。他劝董老先走，董老却稳稳当当地坐着，不动声色地说：“别急，想想看，还该准备点什么东西？万一生不下来怎么办？”经董老这么一说，急躁的侯政也冷静下来，仔仔细细地想问题，不那么火急火燎了。

可是，军情却更紧急了。枪声越来越激烈，与敌人的距离在缩短，再拖延下去就要出危险的。

这时候董老派人去告诉五军团的军团长董振堂，前面女红军正在生孩子，请他们顶住追赶的敌人。

董振堂很干脆：“你们不要管了，产妇慢慢生吧，我们顶着敌人。”

他命令团长吴克华率领一团战士，迎向敌人，展开勇猛的阻击战，付出巨大的代价，把敌人顶住了。

过了两个多钟头，快要到十一点钟了，婴儿才姗姗来到人世。

董老命令民夫立即将处于昏迷状态的陈慧清抬走，并叫侯政协助孙仪之处理善后。阻击战越打越激烈，婴儿带不了，孙仪之用一块白布和棉花包裹好婴儿，连同董老写的条子留在屋子里，沾满污血的手都来不及擦，赶紧追赶队伍去了。

打阻击的队伍一直顶到下午才撤下来。当一个指挥员知道一团人打阻击，只是为了生孩子，骂起来了：“为了一个孩子，牺牲了多少战士，太不值得了！”

董振堂严肃地说：“我们革命、打仗，不就是为了革命后代吗！”

是的，革命，共产党的宗旨，革命者的流血牺牲，都是为了千千万万的孩子，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虽然，在革命过程中，革命者自己往往保不住自己的孩子，可他们的确保护了千千万万的孩子。

贺子珍也在路上生了一个孩子。

这天晚上，部队急行军到达贵州白苗地区的一个山坡旁，已经是九点多钟了。天墨黑墨黑的，没有一丝星光，下着小雨。这一天为了避免与衔尾追来的敌人遭遇，以急行 军的速度前进，一天走了八十多里路，大家都疲乏极了。部队还要继续以急行军的速度往前走。贺子珍肚子痛，在一家老乡简陋低矮的茅草屋子里休息，刚刚躺下，忽然肚子阵痛起来，越来越剧烈。休养连的大姐们手忙脚乱一阵，李治接生，钱希均当助手，钟月林打下手，董老和侯政在屋檐下等。不到十一点钟，就生下来一个娃娃。

什么东西都没有，就用警卫员吴吉清背的一个脸盆装上水，为孩子洗血污的身子，这个脸盆平时用来洗脸、洗脚、打饭装菜，现在又多了一项用途。第二天用它打饭时，盆沿上还有鲜红的血迹哩。

多可爱的孩子呵，哇哇啼哭着，仿佛在抗议对他（是男孩还是女孩，在场的人回忆不一致。这里姑且采用男孩的说法。）的怠慢。没有为他准备任何小衣服，只是用白土布包裹着他的光屁股蛋。上级有命令任何人不能带孩子行军，因为孩子的哭声会暴露部队的目标。再说连维持婴儿生命最低劣的条件都没有，也没法携带娇弱的小生命，孩子怎么处理呢？思忖再三，贺子珍把钱希均和吴吉清叫过来，一声一泪地吩咐道：“孩子不能带，你们想办法把他寄养在老百姓家里吧！战争是残酷的，不能怪我们不喜欢后代，实在是没有办法。让孩子在人民当中长大也好，他大了如果是革命的，会来找我们的！”

据钱希均的回忆，董必武和侯政向钱希均和小吴作了一些交待，交给他们一点钱和几碗鸦片烟土。他们就抱着熟睡的孩子找人家去了。当地老百姓不了解红军，都跑上山躲藏起来，他们在山沟里转了好长时间，才在山坡上发现一点昏黄的灯光。他们敲门进去，屋里只有一个瞎老太太。钱希均向老太太宣传了一番红军的宗旨，就委婉地说到了本题：

“现在我们要出发打王家烈去，为干人报仇。行军不能带孩子，这个刚生下的婴儿寄养在你家里，送给你做孙儿吧，长大了还能帮你干点活。”

“我没有奶，年纪也老了，身体差，带不了哇！”老太太为难地说。

“不要紧，做点米汤喂他就行，等村子里的人回来，向她们讨点奶，孩子说大就大了，你老人家就收下吧！”钱希均耐心地劝说着。

这个苦命的孩子就这样留在荒僻的路途上了，他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孩子是母亲心头的一块肉，四十五年之后，当侯政到医院里去看望贺子珍，贺子珍提起这个连面目都记不清晰的婴儿，心里泛起的苦楚也是难以形容的。

在路上生孩子的还有廖似光、吴仲廉。她们受的苦和孩子的命运大同小异。

征途上的婴儿没有活下来，但新中国的婴儿却活得那么幸福、美满。

  以命救命，阶级情深

云贵高原的山，高；云贵高原的水，涩；云贵高原的天气，燥热。

进入云贵高原的一座大山，身体最棒的邓六金，忽然病倒了，拉痢疾、发高烧。她吃不下东西，也走不动路，一步一步挪，趔趔趄趄，还经常要到路边去拉痢，渐渐地掉了队。掉队是危险的，主力部队不允许插队，就会越拉越远离自己的队伍，最后落得孤身一人，被敌人杀害。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她曾流着泪要求寄放在老百姓家里。

危秀英望着落在后面的邓六金，心里很难受，便向连长请求留下来，护理邓六金跟在队伍后面走。危秀英替她背着行李，给她找水喝，还用小刀削一根棍子作手杖，让她拄着走。邓六金实在走不动了，她望了望个子矮小，累得满头大汗的危秀英，声音瘖哑地说：

“秀英，你走吧。把我留下，要死就死我一个吧！”

“不！我们都不能死！”危秀英断然说，“只要我在，就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

危秀英搀扶着邓六金往前走，一个疼痛，一个疲劳，两个人的步履都很艰难。黑夜笼罩着大山、小路，她俩掉队了，前前后后都没有人，没有声响，担心和恐惧攫住了她俩的心。邓六金腿肚子直打颤，危秀英只好时不时地停下来，陪她靠着树干喘息一会儿。正在她俩绝望的时候，危秀英忽然看到半里路之外有几团闪烁的篝火。啊离部队不远了，快走几步就到了！可是邓六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一步也不想挪动。危秀英拉着她，走十步喘息一气，走五步喘息一会，用了一个钟头的时间，终于走完了健康人五分钟就能走完的路程，赶上了队伍。

晚上宿营的时候，危秀英打开蔡畅送给她的半条毯子，紧挨邓六金睡在一起。蔡大姐的关心和友情，温暖着她们的心。就这样，危秀英陪邓六金走了四天四夜，一直到她病好赶上队伍为止。这四天四夜，她们经常落在队伍的后面，生命的危险时时威胁着她们。

征途迢迢，山险水恶，每个人随时都可能遇上危险。危秀英因为沿途吃的尽是野菜、树根、树叶，有一次胃痉挛疼痛，走不动路。邓六金又主动要求留下照顾她。陪着她慢慢走了几天，为她背行李，找吃找喝，一直护理到她病好。

她们两个对这件事的印象都很深，过了几十年，还在嘴上、心里互相感激着。是啊，以命救命的事情，只要生命不终止，是不会忘记的。

女经军搭救战友的事迹是很多的，危秀英还搭救过两个男同志。

在贵州境内，有一次她在路上碰上一具病号，独个子扶着枪坐在地上，因发高烧没有水喝，嘴唇烫焦了，身上没有一点力气。危秀英不认识这个男同志，但他戴着的红领章、红帽徽，沟通了战友之情。她连忙拧开水壶，递水给他喝。

一口又一口，这救命之水，使这个濒死的同志慢慢恢复了生气。她把他身边的行装全背到自己肩上，又挽起病号的手，蹲下身子，使劲把他背起走。一个矮子，背一个高大爬山，身子还挂满行李。危秀英行走困难，一步一歇。

背上的病人于心不忍，感激而又坚决地说：“同志，谢谢你！你太吃力了，放下我，你走吧，我不能拖累你！”

背不动了，实在是背不动了！可是，后面隐隐传来枪声，敌人已经追了上来，这时候放下背上的同志，无异是往虎口里送啊！

“不！只要我活着，就不能丢下你！”

危秀英拼尽全身气力，背着这个病号爬过了两座山。她回头一看，敌人已经赶到他们刚爬过的第一座山头，子弹在头顶呼啸掠过，眨眼功夫就能追上来。好在他们头上有伪装，敌人没有发现。危秀英一振劲，以树丛做掩护，背着病号迅速飞跑，一直将他送回自己的队伍。

危秀英没有打听这位同志的名字，也早把这件事忘了。过了二十多年，一九五七年，危秀英从广东到北京参加农垦部的一个会，那位同志也从四川来京，恰巧在李富春的家里碰到了。那位同志先认出了她，向李富春、蔡畅打听她是谁？当他得知她的名字后，满怀感激之情地说：“危秀英同志，是你救过我的命！”他大步跨到危秀英跟前紧紧地握住她的手。

他是谁？蔡畅介绍说：“秀英，他就是廖志高同志！”

天天行军走路，脚一定要保护好，烫脚比吃饭还要紧，脸盆也就显得特别宝贵。征途中，危秀英缴获到一个铜盆子，她在脸盆边上钻了三个洞，用绳子穿起来背在背上。她的许多东西都陆续丢掉了，精简了，唯独这个脸盆说什么也舍不得“精简”它。一到宿营地，她就用它端水，拣些柴草烧热水烫脚，沉重的脚立时感轻松许多。

有个男同志叫胡家兵，没有洗脚的习惯，危秀英烧热了水，送到他脚跟前，他也懒得洗。由于血脉不流通，过草地时，他的脚后跟烂得化脓，痛得直咧嘴，拄着棍子一步一跳，步步难挨。进入草地的第三天，危秀英又遇到他，看他那副痛苦的样子，嘴里不由得责备他“自作自受”，心里却同情他。他的脚烂成这样，又断了粮，腹内空空，茫茫草地，怎么走得出去？草地的水有毒，烧热水给他烫脚已不可能，想分一点青稞麦给他。可是摸摸自己的干粮袋，已经瘪瘪的了。因为过草地前，她在外筹粮，回到部队，林伯渠发现漏发了她的粮，就把自己那份给了她。危秀英哪里肯全要林老的口粮，只要了两斤多，一路上数着粒吃，肚子实在饿极了，才倒出来一点放在嘴里嚼嚼。但看到战友如此危难，她还是毫不犹豫地将自己所剩的一点青稞麦全部送给了胡家兵。这救命的粮，一粒一粒滋润着胡家兵濒于枯竭的生命之树。

  蘑菇中毒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党中央在毛儿盖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分成右路军和左路军挥师北上。廖似光、邓六金、危秀英和刘彩香四个政治战士奉命留在沙窝，收容红一方面军掉在后面的伤病员，等整个部队过完了才能撤。

沙窝是藏民聚居的地区，群众听了反动派的宣传，都躲进了山林，找不到老百姓，买不到粮食。她们在沙窝做收容工作呆了七天时间，几乎都是靠吃野菜过日子。刘彩香、邓六金、廖似光三人第天负责采野菜，危秀英到群众家去做宣传工作。

有一天，危秀英走了好多个村庄，都没有见到藏胞，天快黑了，才找到一个看家的老大爷和一个十多岁的小男孩子。危秀英好不高兴，热情地向这两个宣传对象讲起红军的宗旨来。可是彼此语言不通，她说了半天，老大爷都没有听懂她的意思。幸好那个男孩子略懂汉语，做了临时翻译，能把大致的意思翻译过去。老大爷听懂了红军是为老百姓的，虽是汉人，但跟国民党的军队完全不一样，是有严格的纪律约束的革命军队。老大爷不住点头，再上下打量危秀英，果然象一个老百姓，才放心地要男孩子把山上的群众叫回来。不一会，许多藏胞赶着大批羊群回来了，友好地跟女红军打招呼。

藏民对自己的军队是很热情的，老大爷邀危秀英进屋去坐。他们的房子是牦牛粪砌的，分上下两层，楼下养牲口，楼上住人。老大爷把她领上楼去，拿出一块干牛肉和一些土豆，拨开地灶的火灰放进去烧熟，请危秀英吃。危秀英虽然又饿又渴，但她身上没有带着钱，不能随便吃老百姓的东西，一再推辞着。老大爷着急，咕哝一阵，看样子是在生气。那个男孩翻译说：“不吃就是瞧不起我们藏民。”话说得那样重，危秀英为难了，灵机一动，装起肚子痛来，一边向老大爷道谢，一边后着肚子离开了藏家，愉快地朝驻地走去。

没想到驻地真有几个女红军肚子痛得昏过去。

危秀英走进住屋，邓六金、廖似光、刘彩香三人和哨兵、通讯员全部躺下。危秀英点着灯一看，桌上还留给她一碗黑糊糊的蘑菇汤。她实在饿坏了，端起碗喝了一口，无油无盐，还苦涩得很，没法下咽，她连忙吐了出来。她放下碗，也想躺到地铺上去睡，可是刘彩香占了她的位置，她撂不下身子去，便用脚拨了一下刘彩香，轻轻地说：

“彩香，你睡过去一点。”

没有动静。

危秀英又放大一点声音说：“彩香，彩香，给我让点地方！”

她还是一动不动。危秀英感觉不对头，忙将她抱坐起来，灌水给她喝。灌了四、五口，她才睁开眼，又灌下几口，她“唉”地叹息一声，见是危秀英，有气无力地说：“秀英，我们吃了蘑菇，中毒了！”

都中毒了！这还了得？危秀英急忙将各人的水壶集中起来，提溜到河沟里灌满了水，回来 放上一点高锰酸钾和醋，灌进廖似光、邓六金、刘彩香的嘴里。她们翻肠倒肚地将胃里的东西吐了出来，才清醒过来。危秀英又去解救其他同志。住在同院的红四方面军的一个团长和政委，还有几个参谋人员，都中了毒，昏迷过去了，危秀英和已经救醒的女红军一起，将他们一个个救活过来。

 粪中觅粮

干部休养连在下打鼓驻扎下来，养精蓄锐、筹粮筹衣，准备爬过横亘在前面的一座大雪山。上级要求每个指战员备足七天的干粮。可是，当地青稞麦还远没有成熟，眼前只能靠野菜和豌豆苗充饥，到哪里去找这七天的粮食？

谢飞、钱希均、钟月林三位女红军住在一户富有的藏民楼上。房子的格局很别致，一架木梯上去，是个楼房，中间是一个火塘，烧水做饭的，周围放着家具和农具，人就睡在楼板上。楼下是牲口圈，用木栅隔开，关着马、牛、羊等牲口。

一天，谢飞她们上山去采摘野芹菜，回来煮了一大锅，一点油花都见不到，苦涩涩的，嚼在嘴里转来转去的，很难咽下去。她们把野芹菜吐了，只好空着肚子躺下休息。这时，谢飞忽然看见牛栏里的粪堆上有一小堆麦子。

“咦，快来看，牛栏里有麦粒！”

一听到麦粒，钱希均、钟月林也兴奋起来，目光一齐朝下看，透过板缝，聚集在那一堆麦粒上。

“哎，可惜太脏了，蛆都在上面爬！”她们摇了摇头，同声叹惜。这些麦粒不知是楼板上掉下去的，还是牲口消化不良拉出来的，与牲口的粪便搅和在一起，小蛆在上面蠕动，很恶心人。她们打消了下去捡拾的念头。

这时，国家保卫局的吴烈同志来串门。当女红军们告诉他粪堆里有麦粒时，他伏在楼板上朝下看了一眼，就飞快跑下楼梯，走进牛栏去，不管脏不脏，挽起袖子就捡起来，一小撮一小撮的，一会儿他就捡了一包。

“快下去，快下去，莫让他一个人捡光了！”女红军看着眼红了，也走下楼梯，脱掉鞋子，赤着脚走进牛栏。啊呀，虽然脏得下不了手，但是肚子咕噜咕噜的难受，她们也顾不了这许多，用一只手掌捂着鼻子捡了起来。她们把附着在粪堆上的麦粒捡光了，又捣碎干粪，从中寻觅牲口没有消化的麦粒。不一会，她们每人都捡到二、三斤麦粒，只是太脏了。她们用手绢包着，跑到河边去冲涮，搓了一遍又一遍，洗干净后，放到锅里去炒。用温火反来复去地炒，直到炒得黄澄澄，香喷喷为止。她们用布袋装上，总算筹足了七天的粮食。

出发时，她们装进口袋里几把炒米，走饿了抓几撮放进嘴里，吃得津津有味。不知炒米来历的人，纷纷向她们讨来吃，一个个夸赞着：“香、香、真香！”一个原在上海当工人的红军干部，愿意用半块肥皂（那时肥皂宝贵得很，有一块肥皂就是了不得的积蓄！）跟谢飞换炒米吃。谢飞抓出一把炒米，慷慨地说：“送给你吃吧，肥皂你留着用！”

她暗自笑了。没想到从粪堆里扒出来的粮食，还这样金贵。

周恩来解围

一九三五年六月，危秀英被调到红一方面军民运部，又被总供给部借去筹集过草地的军粮。

出发前，总供给部长林伯渠交代她们，只要能买到粮食，老百姓要多少钱不还价。第一天，她和李伯钊就买到很多粮食。第二天，林伯渠写了张条子给她，要她找干部团长陈赓派部队给她们，因为一路上有敌人，筹到的粮食要部队保护。

危秀英顺着弯弯曲曲的小路，走了几十里才会见陈赓团长。她把林老的条子交给他，他匆匆看了一眼，竟不谈派部队的事，只笑笑说：“今天太晚了，已经搞不到粮食了。”接着他划一块地盘指给她看，“你就在这块地方休息，千万莫走动，晚上十点钟我会来叫你。”说完，朝危秀英神秘地笑笑，就行色匆匆地走了。

危秀英莫名其妙，又不好多问，只得“画地为牢”，呆在陈赓划的地盘休息了几个小时。果然他按时来了，叫醒了危秀英，急急地说：“我指一条路，你顺着这个方向走，可以见到林伯渠同志，他会告诉你情况。快走，莫耽误！”

粮食没找到，部队不给派，还把她装进闷葫芦里。她憋着一肚子气，跌跌撞撞地朝陈赓指的方向走。天蒙蒙亮时，果然见到了林伯渠，她气冲冲地告起状来：“林老，陈赓不派军队，影响整个一方面军筹粮，你要撤他的职，处分他！”

林伯渠笑了，耐心向她解释说：“秀英，你真冤枉人。陈赓不派军队是有原因的，我们得到可靠情报，张国焘分裂党中央，要南逃另立中央，这是军事秘密，他不能对你讲。”

危秀英恍然大悟，知道错怪了陈赓。林老又交待她再往前面走，说前面有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队，反对张国焘的作法，要跟随毛主席北上抗日，命令她去把这个连带回来。

她奉命冒险去了，找到了这个连，带着他们往北走。天大亮的时候，四方面军的有些同志站在了路的两旁，形势剑拔驽张。当时一、四方面军的军服颜色不同，一看就分辨得出。四方面军有的人指着危秀英喊：“她是一方面军的，抓住她！”

遇到麻烦，危秀英知道自己走不脱了，急忙向带来的这连人使眼色，叫他们快走。因为他们穿的是四方面军的衣服，没有受到刁难，很快就从她身后穿过，奔向红五方面军去了。

红四方面军几个上当受骗的同志，围攻危秀英，有的拔出了刺刀，刀尖对着她的胸口。她是个有胆有识的女将，并不惧怕，气得按住腰上的手枪，跟他们讲起道理来：“枪口要对外，不能自己打自己的战士！”他们不听，还在叫骂。有个人还气势汹汹地拔枪对着她。她从容镇定地说：“我们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你怎么能杀自己的同志呢！”他不听，破口大骂：“谁是你的同志，你们是逃跑主义！”

有的战士蛮不讲理，扬言要把她带走。正在这危急时刻，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走过来了，他连声问：“怎么，怎么回事？”有个警卫员悄悄地拉拉她的衣角，往旁边呶呶嘴，轻声说：“走！”

危秀英领悟了，掉头就走。因为周恩来在场，那几个同志不敢拦阻她，平安脱险了。周恩来一直到危秀英走得看不见了，才放心地离开。

她回到驻地，林伯渠放心地说：“回来了就好啦，真为你担心！”

一九四二年二月，她在延安中央党校见到陈赓，主动向他检讨，当时错怪了她。陈赓乐呵呵地说：“矮子，我晓得你当时很恼火，会骂我的。可中央没有叫我传达，我要遵守军纪呀！”

和尚衣、马皮鞋

路程越来越渺茫，天气越来越寒冷，衣服越穿越单薄。过草地的时候，多数战士只剩下身上穿着的一套破烂衣衫，女战士连长裤都没有了，只能穿一条遮不住膝盖的短裤。

谢飞个子小，力气也小，走到后来，背不动东西，有一回请一个民夫帮她挑背包，没料到，敌机来轰炸时，那个民夫乘乱把背包拐走了。谢飞只剩下身上穿着的一套衣服，没法换洗；下雨时连遮雨的斗笠、雨衣都没有，只好挨淋；宿营时，也没有盖身的被毯，冻得辗转反侧，难于入眠，只好采取钻草堆取暖的办法，如果没有草堆，只好干挨冻。

这种遭遇当然不止谢飞一个人。弄到后来，几乎每一个人都形容枯槁，衣不蔽体，军不军，民不民，狼狈不堪。

李坚真后来这样谈到她当时的衣着情形：

“至于衣服，我们好些人从江西出发，直到延安，都没有领过衣服。一路上，虽然每个人的衣服都不那么多，但是只要见到谁的衣服破得实在不能穿了，大家就主动拿自己的衣服给他穿。有一回，一个老乡送我一件男人穿的长褂袍，我穿上又长又宽，就把下半部折起来束在腰间。后来另一个女同志的衣服破了，我便把那件褂袍的下半部剪下来给她做了一条短裤。”

周恩来路途中碰到李坚真，见她穿条短裤，衣服破成了片片，晒得脸上墨黑，剃个光头，象个男孩子，感动极了。他握着这个备尝艰辛而又坚强忠诚的女战士的手不放，眼里噙着眼泪。

过完草地，李坚真离开了干部休养连，到干部团去演拿手戏——打土豪。有一天，她打完土豪，到一个小村子里去寄伤病员。已是中午时分，她骑马奔驰了半天，浑身燥热，便把从土豪家没收的衣服脱下来，往马鞍上一撂，扶着伤病员进老乡家里去了。

跟老乡讲了半天好话，又留了一些钱，总算把伤员寄好了。忽然门外传来一阵骚闹，一阵蹄声。她赶忙走出来一看，不好！只见十几匹奔马向草原深处遁去，留下一股烟尘。她低头一看，自己的坐马连影子也没有了，一场浩劫，她所有东西都被土匪抢去了。

她除了身上穿的一件破烂单衣，一无所有。黄昏，天气骤然冷下来，她哆哆嗦嗦地往前走去，上下牙齿碰击得咯咯作响。直属队的王胜荣看到她冻成这样，说：“你穿得这么薄，还不冻死呀！”

李坚真无可奈何地叹息：“有什么办法，全被土匪抢光了！”

“有办法！”他从马鞍子上取下一件东西，丢给李坚真说：“我这里有一件没收来的和尚衣，你穿不穿？”

“穿！”这时李坚真管什么和尚衣、尼姑衫的，接过来就穿在身上。长袍拖地，一个女红军战士成一个“和尚”。第二天碰到了刘晓，他哈哈大笑之后，把自己的衣服、毯子送给了李坚真。

身上武装起来了，可是脚还光着，怎么也找不到适合她穿的鞋。她赤着脚走过了草地，小腿也没有绑带，脚杆被茅草划出一道道口子，又被污浊含毒的泥水浸泡，红肿溃烂，流冬瓜水，痛得难熬。正在她的脚烂得不能着地的时候，她在旁边捡到一块马皮，象得了什么宝贝似的，用刀子割下两块，穿几个孔，用绳子绑在脚背上。总算有了“鞋”，但是马皮滑得很，弄得她只好拄个棍子，扭来扭去地走路，象扭秧歌舞似的。

她的脚还在继续溃烂流脓，眼看就要倒在草地上了。直属政治部参谋长张经武告诉她用土方治疗，她照办了。用萝卜苗煮水洗脚，然后用牛油擦一擦，果然脚上的溃疡很快就好了。

 脸盆的妙用

飘动的风幔和雨帘，包裹着整个草地。

头发湿透了，衣服湿透了，冷啊！冷得揪心，冷得撕肺。有一棵树遮遮雨，有一块干燥的地方坐一坐，喘口气，就是最大的享受。

但是，没有！天和地全部都浸在雨水里。

“叮当”一声响，引起大家的注意。呵，脸盆，你成了没有任何奢望的女红军战士手中的无价之宝。

她们把脸盆从湿漉漉的背上解下来，倒扣在湿漉漉的草地上，成了最好的凳子，两个人背靠背坐在上面，多么舒服，多么惬意！她们又拿起另一个脸盆顶到头上，挡着肆虐的雨水，让已经昏昏发胀的脑袋，得到片刻的庇护和安宁。

脸盆，居然发挥了斗笠和凳子的作用，这是女红军战士未曾料到的。

一路上，脸盆真成了女红军手中不可或缺的宝贝，而且用途越来越广：

可以用来洗脸，也可用来洗脚，洗澡；

用来盛饭、盛菜，有时也用来煮饭煮菜；

生孩子的时候，又用来接生，洗孩子，洗尿布。上面的血污还没有洗净，又拿去盛菜打饭；

阴雨绵绵的时候，它还被女战士用来当斗笠。

女红军沿途扔掉一样东西又扔掉一样东西，她们没有力气了，实在背不动，有时一条软软的毛毯会象小山一样重，压在肩上，扔掉它！唯独破烂不堪的脸盆却舍不得扔掉。

在广袤而寒寂的草滩上，每一个脸盆就是一个热闹的中心。傍晚的时候，女红军分头出发，有的拣烂柴，有的采野菜，有的端着缸子满处找清水。几路大军会合后，有柴、有菜、有水，她们忙碌着安排自己的幸福生活。她们挖一个坑，把脸盆架起，先烧一盆水，解解渴，烫烫脚，然后来对付饥饿的肚子。她们把野菜洗干净，拧成一截一截去熬，把头一道苦涩的菜水倒掉，再搁进青稞面粉，熬成一锅香喷喷的菜粥。她们围着脸盆坐成一个圆圈，烤着火，吃着粥，美滋滋地砸着嘴。火烤身上暖，粥塞肚里饱，那滋味别提有多舒服！这都是脸盆带来的功德啊！“脸盆万岁！”

从脸盆的多种功用，可以想象出女红军的日常生活是多么可怜，她们的日常用品是多么匮乏。

梳洗打扮，这是每一个女同志的日常功课。但是，长征中的女同志却几乎把梳洗打扮免掉了。

她们没有梳子和镜子。早晨起来用手在头上抹几下，就算梳过头了。说起梳子，还有一段笑话。李坚真头发剪得短短的，一直用手梳，她的背包里多少年来没有梳子、镜子一类的日用品，到了延安，她才稍微讲究一点，削了一块竹片当梳子。一次，她秘密在白区治病，有一个同志叮嘱她买一把小刀，一把剪子，一把梳子，小刀、剪子她都记住了，偏偏忘记了梳子。同志们都笑话她与梳子无缘。

长征中，女红军都与梳子无缘，开始用手梳，后来头发里长了虱子，干脆推成光头，帽子一压，分不出男女，彻底省了梳头的麻烦。

她们没有牙膏、牙刷。她们或者不刷牙，或者在河边捡些细沙子，塞进嘴里用手指搓牙，或者拔一把油草来刷牙。工具虽然原始简陋。她们的牙齿都是白白的。

生活如此亏待她们，但大自然却慷慨地恩赐给她们以阳光、雨露，除了牺牲的几个同志，她们都获得高寿，多数女红军现在还健在。

编辑：陈展峰   制作：谢永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