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是《远古至秦汉的中国人赶海记（上）——四海封神》。
中国海神形象最早见于古籍经典《山海经》。《山海经》已经开始用数值来描述客观世界的空间述。《山海经•海外东经》载：“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万)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日禹令竖亥。一日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这是对具体的山川地形进行测绘。《山海经》结尾指出：“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相当于对地球进行了整体测量。显然那时候的古人不知道地球是圆的，认为天地是近乎于正方形状的空间。
关于四海的神仙，《山海经》有不同表述。基本上都是“神人操蛇”造型，《山海经》中共有14处提到操蛇、珥蛇（以蛇贯耳）、践蛇、载（戴）蛇之神，有夫夫之山的神于儿、洞庭之山的怪神，海神禺强（京）、禺號、不廷胡余、弇兹，其他神蓐收、雨师妾、强良、夸父，还有巫咸国的巫觋和凤凰、鸾鸟，其中鸟衔蛇、践蛇的图像可能是神怪操蛇图像的原始形态，巫觋操蛇应是巫能与神沟通能力的表现。这里蛇作为一种被克制的对象或神身上的装饰物，处于附属地位。操蛇之神崇拜在战国时相当普遍，但到汉代神人操蛇形象渐趋消失，“人首蛇身”形象日益增多。在汉画像石上神人操蛇图像比起人首蛇身像要少很多。
“蛇”标志着一种“狂暴的自然力”，而“操”等动作是神能够控制种种强大自然力的证明。
《神人操蛇》：左山东临沂白庄画像石，右山东安丘董家庄画像石
以下是《山海经》关于海神的记载。
《大荒东经》：“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䝞。黄帝生禺䝞，禺䝞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䝞处东海，是惟海神。”禺䝞生活在东海渚岛中，人面鸟身，以黄蛇贯耳，践两黄蛇。
《大荒南经》：“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两青蛇，践两青蛇，曰不廷胡余”。南海之神不廷胡余，仅人面，青蛇贯耳，践青蛇。
《大荒西经》：“西海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名曰弇兹”。西海之神弇兹同南海之神，不同之处为鸟身。
《海外北经》：“北方禺强（即禺京），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北海之神禺京，人面鸟身，青蛇贯两耳，踏两赤蛇。
《山海经》中描述了四海之神的形象，揭示了他们的关系。禺䝞是东海神，禺京是北海神。禺䝞是父，禺京是子，但他们都是黄帝（天帝）的后裔，郭璞《山海经注》中认为二者是天帝俊的后裔。
先秦《太公金匮》认为四海之神的名号分别为“南海之神曰祝融，东海之神曰句芒，北海之神曰玄冥，西海之神曰蓐收。”将四海之神与四方方位神融合在一起。
传说北海之神禺强有“灵龟为之使”。《庄子》：“北海之神名曰禺强，灵龟为之使。”《列子•汤问》：“渤海之东……有大壑……其中有五山焉……五山之根，无所连着，常随潮波上下往还，不得暂峙焉。仙圣毒（病也）之，诉之于帝。帝恐流于西极，失群圣之居，乃命禺强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迭为三番（更代之），六万岁一交焉，五山始峙。”此处“巨鳌”即为“灵龟”。
相传被女娲补天时砍掉神鳌的足支撑四极，这是支撑北方的鳌足所化石柱（河北涞源白石山）
庄子《逍遥游》载:“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庄子所说鲲鹏并非大鸟，而是尾鳍伸出水面的鲸鱼。鲸鱼能驱赶鱼群，有鲸鱼的地方，往往有大量鱼群，因此只要渔船跟随鲸鱼，便会大有捕获。渔民将鲸鱼称为“赶鱼郎”，并奉为海神，祈求渔业丰收。现在的日本海在我国古代称为鲸海，日本海也是中国渔民的传统捕鱼作业场所。
战国时期楚国伟大诗人屈原曾在《天问》中发出这样的疑问：“川谷何洿?东流不溢，孰知其故?”（河流山谷怎样疏浚？东流之水总不满溢，谁知这是什么原因？）这是对百川归海的疑问，又是对无尽大海的想往。
东汉辞书《释名》释“海”：“海，晦也，主承秽浊，其水黑如晦也。”先秦时人们用月亮亏阙来比喻海，《庄子•逍遥游》中有“南冥”“北冥”和“冥海”等说法。“冥”，指月亮开始亏阙，与“晦”—样，也有昏暗的意思。《说文解字》：“冥，幽也。日数十，十六日而月始亏，幽也。”古人通过月亮亏阙、光华渐失、天色晦暗等自然现象来表达“海之言昏晦无所睹也”的意象，“冥海”“沧溟”等反映出古人对海洋的认知特点：茫无际涯，危机四伏。
早期中国人看“海”为“晦”、为“冥(溟)”，与海的自然地理形态有很大关系。中国地理结构是“内陆外海”，大陆呈现出比较规律的椭圆状，海洋未能深入陆地腹里，除纵深程度较浅的渤海（国际海洋机构把渤海看做黄海的一部分，实际上黄海与渤海有明确的分界线，肉眼可看见两海高度不同，渤海较高；渤海水发绿，黄海水发黄，风浪也很大）外，基本没有内海切割，形成十分辽阔的远离海洋的腹地区域。中国内陆有辽阔的平原、广大的江河流域、足够的降水量与适宜农作物生长的气温，这样的地理环境拥有发展农业的先天条件。在生产力不高的古代社会，中国先民依赖陆地比依赖海洋容易得多，农业成为最直接创造财富的产业和积累财富最重要手段。
渤海、黄海交界处（烟台）
由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地缘特征，从炎、黄、尧、舜经夏、商、周到春秋战国，中华民族“陆主海从”与“重农轻商”的观念基本成形成。以陆地思维来认识和利用海洋，是古代中国海洋观的特征。
秦汉以来，中国造船与航海技术不断进步，海上交通、海上贸易等海洋经济活动持续发展。汉代，逐步形成了一条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交通要道，航线大致是从今天的广东徐闻、广西合浦出发，沿着今北部湾、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岸边航行，经孟加拉湾，抵达印度东南海岸和斯里兰卡。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
《汉书•地理志》：“自日南（今越南）障塞、徐闻（广东），合浦（广西）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苏门答腊）；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缅甸）；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馀，有黄支国（印度），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壁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三月，到日南（今越南中部）、象林（今越南广南潍川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到唐朝，已形成了一条以广州为起点，可达非洲东岸的远洋航线。宋代时，造船和航海技术更是明显提高，指南针也广泛应用，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大加强，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但历代王朝主要是把海外贸易当作获得奇珍异宝的途径。在许多人的观念里，海外贸易与国计民生并无重要关系，通过海外贸易来刺激生产发展，进而达到富国强兵的意识，也一直没有形成。
中国古代社会很早就有对紫贝、珍珠、玳瑁、珊瑚、砗磲等海洋珍宝的消费，这些海洋珍宝为上曾社会所崇尚。最初这些珍宝出自东海、南海等近海海域，后来在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驱动之下，邻近国家和地区也借助朝贡和贸易等方式，与中国开展海洋珍宝的交换。
紫贝
先秦时期，华夏文明已形成崇尚紫贝、玳瑁等海洋珍宝的习尚，且以贝为币。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贝行钱”，下令改以黄金(上币)、铜(下币)等金属材料为货币，但产自海洋的紫贝、玳瑁、珊瑚、珍珠、砗磲等珍宝的价值并未消失，在社会中仍具有货币价值，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载:“至秦……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
《汉书》载，西汉初南海沿岸地区的南越王赵佗向汉文帝“献紫贝五百”。王莽托古改制，于始建国二年(10年)行宝货制，恢复龟、贝为货币:“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其中贝货分为大贝、壮贝、幺贝、小贝和不盈寸5个等级:“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五十。幺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三十。小贝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是为贝货五品。”贝重新作为流通货币，一些贝币原料应来自海洋的海贝。
受儒家“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思想影响，中国古代视大贝、珊瑚、珍珠、明月珠等珍宝是上天垂降的瑞兆之物，东汉班固《白虎通义》:“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至者，以为王者承天顺理，调和阴阳。……德至渊泉，即黄龙见，醴泉涌，河出龙图，洛出龟书，江出大贝，海出明珠。”除作为珍宝外，中国古代皇家贵族阶层用紫贝、珍珠、珊瑚、玳瑁、砗磲等海洋物品作为宫殿、服饰、器皿等生活方面的装饰及宝玩。
中国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朝贡制度，将之视为太平盛世、光被四表的象征。外国使者前来朝贡一般要携带贡品，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国所崇尚的奇珍异宝，一类是朝贡国家所出的土产。贡品中就有出自海洋中的紫贝、珊瑚、砗磲、珍珠等珍宝。外国在朝贡的同时也借机进行贸易，甚至有些国家前来中国朝贡的目的就是为了贸易，外国的奇珍异宝由此进入中国市场。
玳瑁
外国进行朝贡和贸易的通道主要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自汉武帝开通海上丝绸之路，包括海洋珍宝的海上贸易通道逐渐成为外国奇珍异宝输入中国的的重要渠道。
古代西域指今玉门关以西的广大新疆、中亚等地区，是较早向中国朝贡海洋珍宝的区域。据《汉书•西域传》载:“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向汉朝进贡海洋珍宝的有罽宾、于阗等国。
西域地处欧亚内陆，本地并不出产海洋珍宝，其所贡珍宝应来自于其他途径:一是得自与大秦(罗马帝国)的交易。大秦在我国古文献中又名拂菻，《旧唐书•拂菻传》:“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大贝、车渠、玛瑙、孔翠、珊瑚、琥珀，凡西域诸珍异多出其国。”二是来自临近的中亚和印度等地。
砗磲
中亚地区有波斯、安息等国，濒临波斯湾、里海。《南史•波斯传》载:“咸池生珊瑚树，长一二尺。亦有琥珀、马脑、真珠、玟瑰等，国内不以为珍。”“咸池”指里海或波斯湾。安息与大秦之间交通便利，《三国志•魏书》载:“(大秦)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从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风利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
南亚区域有天竺(身毒)等国，这些国家南临印度洋，出产海洋珍宝，《史记正义》载身毒(今印度):“土有象、犀、瑇瑁、金、银、铁、锡、铅。”南亚国家也与地中海沿岸的大秦(罗马帝国)存在贸易关系，《史记》载，“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后汉书•大秦传》载，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质直，市无二价。谷食常贱，国用富饶。邻国使到其界首者，乘驿诣王都，至则给以金钱。”
地中海沿岸有大秦(罗马帝国)，盛产珊瑚、玳瑁、明月珠等海洋珍宝。《后汉书•大秦传》载:“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凡外国诸珍异皆出焉。”大秦国的海洋珍宝最初是通过中亚的安息、西域等地辗转进入中原，东汉初开始通过海路到达中国。“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5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日南在今天越南南部一带，当时属于中国，大秦始与汉王朝直接通使。到三国时已增加陆路交通，《西域旧图》记载中国通大秦有海、陆两条路:“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前世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今其略如此，其民人户数不能备详也。”三国时，大秦珍宝之多已闻名遐迩，吴国人康泰《外国传》云:“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人众，大秦宝众，月氏马众。”
珊瑚
自汉武帝开通从今广东徐闻、广西合浦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后，东南亚国家开始向中国朝贡，据《南史•海南诸国传》载:“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或四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汉元鼎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朝贡。后汉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过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晋代通中国者盖鲜，故不载史官。及宋、齐至梁，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往往至矣。”元朝张翥在汪大渊《岛夷志略》序中说:南海“其君长所居，多明珠、丽玉、犀角、象牙、香木为饰。桥梁或甃以金银，若珊瑚、琅玕、瑇瑁，人不以为奇也”。有扶南、三佛齐、占城、暹罗、满剌加等国相继入贡。
中国古代王朝对玳瑁、珊瑚、珍珠、砗磲等海洋珍宝的消费需求刺激了我国沿海渔民从东海到南海，从近海到深海进行捕捞，同时也吸引其他国家和地区向中国朝贡贸易。
南海和南海诸岛处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上，盛产与朝贡和贸易相关的一些海洋珍宝，如珊瑚、玳瑁、珍珠、砗磲等。相对而言，南海诸岛与中原之间的地理和交通条件更为便利。因此，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朝贡和贸易同样是刺激我国古代渔民开发南海诸岛资源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最早研究海洋的书是出自《尚书》的《禹贡》，此书作为中国地理志之始祖为历代学者所公认。《禹贡》有多处涉及海洋记录：诸如记录九州中有冀、兖、青、徐、扬五州临海；记录沿海径流“朝宗于海”或“入于海”或“东入于海”；九州疆域“东渐于海”等；记录沿海土壤、植被情况、肥沃程度、物产和赋税等；记录贡品中有多种多样海产品包括盐、鱼和贝锦、皮服等；记录东南沿海岛民穿着草编的服装；记录贡船或入渤海，临碣石再入黄河，或行济水，通漯水而达黄河，或沿长江，经黄海转达淮河、泗水等。《禹贡》成书早、记载全面，自面世以来一直为《国语》《墨子》《孟子》《荀子》《周礼》等先秦文籍引用。汉代司马迁将其全文录入《史记•夏本纪》一直流传至今。《禹贡》可能出自商朝史官之手或商朝史官对夏史口碑的追记；也有可能是周初史官对夏、商史迹的追记。《禹贡》九州部分蓝本当出于公元前2000年，后经多次加工、修订，基本定稿当在西周早期。
中国最早涉及海洋管理的会议记录是《盐铁论》。西汉昭帝刘弗陵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召开盐、铁会议，论辩双方藉论盐、铁为名，来“舒六艺之风”，实际上是儒法之争，《盐铁论》即是会议对话记录。这次会议是自夏、商、周、春秋、战国和秦、汉有史以来记载的历代王朝、侯国举行的重要会议，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争论问题之广泛，双方辩论之激烈，都超乎以往。记录盐铁会议全过程的《盐铁论》，卷帙之大，字数之巨，辩题之多，内容之丰富，其他会议都比不了，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
《盐铁论》紧紧围绕一个主题，即盐、铁、均输是官营还是私营。如《盐铁论•复古》：“令（朝廷法令）意总一盐、铁”，“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盐铁论•轻重》：“大夫君运筹策，建国用，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所论及的“盐”既包括海盐，也包括陆盐（湖盐、井盐等），而盐专营的国策法令，一直被历代所推崇，至今废除也不过短短几年（2016年底），可见此策影响之深远。除海盐外，《盐铁论•力耕》还记录了珊瑚为国宝、《盐铁论•错币》记录了海贝为钱币等多处涉海事宜。可见其是国家层面上的政策论证，是我国海洋管理理论先驱。
东汉哲学家王充在《论衡•书虚》对看海潮做了科学论述，开起了中国古人科学认知海洋的先河。
《论衡》约成书于汉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现存文85篇（其中《招致》存目轶文）。两汉时代，是一个灾异符瑞盛行的迷信时代。王充以其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实事求是的无神论精神，否定了天与鬼神，使迷信失去了存在依据。《论衡》中抨击天人感应说及虚妄之言的有24篇文章，《书虚》为其中一篇。在《书虚》篇中，王充指出，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竹简与丝织品）上的文字，都是贤圣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其实，世间有很多书，本质上是作者故弄玄虚，哗众取宠，并非与事实相符，王充举了一系列论证。
《书虚》论及钱塘江等江河潮汐现象时说：“夫言吴王杀子胥，投之于江，实也；言其恨恚驱水为涛者，虚也。”“且夫水难驱而人易从也。”王充根据自己的研究指出，“夫地之有百川也，犹人之有血脉也。血脉流行，泛扬动静，自有节度。百川亦然，其朝夕（潮汐）往来，犹人之呼吸，气出入也。天地之性，上古有之。经曰‘江、汉朝宗于海。’唐、虞之前也，其发海中之时，漾驰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浅狭，水激沸起，故腾为涛。广陵曲江有涛，文人赋之。大江浩洋，曲江有涛，竟以隘狭也。”“涛之起也，随月盛衰，大小满损不齐同。”王充将潮汐现象解释得深入浅出，符合潮汐的科学理论。“江汉朝宗于海”出自《尚书•禹贡》，后人多解释为长江与汉水犹如诸侯朝见天子注入大海。但王充的解释本意是长江与汉水之潮水来自大海。“宗于海”应理解为大海乃江汉潮水之源。王充进一步指出潮汐与地形、潮汐与天体的关系，其原理与现代潮汐科学基本一致。
清翟继昌《钱塘观潮图》
《后汉书•王充传》说王充“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他“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同时，王充是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在钱塘江边土生土长，故对钱塘大潮应有长期观测与研究，以致对整个潮汐现象才有准确认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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