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殷伟仁
一
从来没有人象顾颉刚先生那样周密、透彻地梳理、分析大禹的史料。当顾先生为他创立的“层累的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寻觅依据时，很自然就想到了大禹。他发现几千年来公认为圣王的大禹原本是神不是人：“(禹)起初是一个天神，后来变成一个人王，以后又变成一个夏后，最后作了舜的臣子而受禅让”。“这就是说，人们对于大禹的认识，有一个逐渐堆砌、变异的过程。顾颉刚先生这一发现成了他创立的古史辨派理论的重要基石。
顾先生新史观的价值决不限于史学本身，它与当年的社会新思潮呼应。所以顾先生的宏论一出，社会上议论蜂起、毁誉交加，掀起了学界众所瞩目的一场轩然大波。
奇怪的是，当时辩论的热点并不在于顾先生的新思路上，这也许是因为顾先生新理论所借鉴的西方近代学说还未被国人理解，也可能是根本一屑不顾。所以争论的焦点便从观念转移到彼此都熟稔的史料上了，那些反对顾说者的着眼点就在于貌似枝节实关大局的大禹问题，其入手处就是一个“禹”字。
顾先生在论述“禹的演化史”时说：“禹，《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
这一惊世骇俗的见解，当即遭到一些学者言辞激烈的诘难。
刘掞藜在《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中说：“这种《说文》迷，想入非非，任情臆造底附会，真是奇得骇人了”。
胡堇人在《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中说：“最奇妙的是先生因《说文》禹字训虫便以为禹不是人类，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这般望文生义的解释，如何叫人信服呢?”
柳诒徵在《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中说：“比有某君(指顾颉刚先生)谓古无夏禹其人，诸书所言之禹为虫而不指为夏代先王，因疑禹为九鼎所图之怪物，初非圆颅方趾之人。……以《说文》证经考史必先明《说文》之谊例，不明《说文》之谊例，刺取一语，辄肆论断，虽曰勇于疑古，实属疏于读书”。
反对或误解顾先生学说的除了注重传统史学的学者外，还有一些颇为知名的新派学者。鲁迅在《故事新编》中“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隐称顾先生为“鸟头先生”，讥讽古史辨派，险些引出一场名人间的名誉官司。郭沫若在对社会上纷传的“大禹是条虫”的说法“耳食之余”，也曾“加以讥笑”。至于陈立夫更对哄传一时的“大禹是条虫”加以渲染夸大，故意“破坏我(顾颉刚)的研究古史的声誉”。几十年后，顾先生还对此耿耿于怀。
面对种种难责，顾先生不厌其烦地作了辩解，他的师友们(如胡适、钱玄同等)也一再申述了对他的支持，特别是作为语言学家的钱玄同、魏建功、容庚分别写出了《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新史料与旧心理》、《论<说文>谊例代顾颉刚先生答柳翼谋先生》，专就《说文》谊例诸事代顾先生反诘了柳文，但所有文章都未对禹字问题作出有力的答复。钱玄同信中谈到《说文》禹字所从之“禸”，殆为汉代讹文之说，还对顾说颇为不利。当古史新旧两派针锋相对、鏖战正酣时，“禹”字似乎成了古史辨派体系的一个裂口，倍受反对者的攻诋痛斥，社会上也哄传一时。“大禹是条虫”几乎成了古史辨派的一个标记，这不仅影响了人们对古史辨派学说的正确认识，而且还影响了顾先生及其新古史观的声誉。几年后，顾颉刚先生很痛心地说：“最使我惆怅的，是有许多人只记得我的‘禹为动物，出于鼎’的话，称赞我的就用这句话来称赞我，讥笑我的也就用这句话来讥笑我：似乎我辨论古史只提出了这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已经给我这样地解决了。其实，这个假设，我早已自己放弃”，“就使不放弃，也是我的辨论的枝叶而不是本干；这一说的成立与否和我的辨论的本干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话间流露出被人曲解的烦闷和苦恼。
二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把顾先生的禹字说当作笑话。郭沫若虽曾一度“加以讥笑”，但“自己研究了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见识是有先见之明”。“顾先生饱览诗书，娴于文献，但如欲以古文字学家的标准去要求他，未免太苛刻了。他引用《说文》来助立其说，从文字学的角度看确有疏漏，但他把“禹”字同“神”或图腾联系起来(见《古史辨》第一册，第19页)，不仅有先见之明，还包含了极为深刻的内涵。
这要从禹字的形义说起。
许慎《说文》云：“禹，虫也，从禸(段注：盖亦四足)，象形”。后世附议许说者主要有《说文段注》和林义光《文源》，皆以禹为虫之首足尾象形，顾先生谓禹象蜥蜴之形，盖由此化出。持异议的有徐灏，他在《说文注笺》中认为许说“义不可通”，“疑当从虫从九，禹者，虫行屈曲，古文从九也。”
之形；大禹之母曰修已即长蛇。禹字从又把蛇，表明禹即典籍习见的“操蛇之神”。“操蛇之神”在《山海经》中就出现过多次。《山海经·海外东经》:“雨师妾在其北，其为人黑，两手各操一蛇。”《山海经·海外西经》:“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山海经·海外北经》:“博父国在聂耳东，其为人大，右手操黄蛇。”这些由神话语言描述的“操蛇之神”，不见得就是真正的神，更多的可能是所谓的“神人”(汉代有“神人操蛇”铜印)，也即被神化的人。要之，“操蛇之神”不单指禹，但禹乃“操蛇之神”之尤者。《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中的“句龙”，学者多以为是禹。句龙之句即拘。《山海经·海外北经》有云：“拘缨之国在其东，一手把缨，一曰利(捋)缨之国”。这里的拘，即把，即捋，亦即操也，句龙即是“操龙(其主要原素是蛇)之神”。又如，《诗·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族以鸟为图腾，经胡厚宜阐发，“已为学界所公认。商先公王亥，甲骨文写作O，亥上饰以鸟形，表明是鸟图腾。此字在甲骨文中又写作O，亥上为以又(手)操鸟之形。《山海经·大荒东经》云：“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可与甲骨文字相印证。王亥为“操鸟之神”与大禹为“操蛇之神”一样，都是以某动物为图腾的氏族、部落首领。远古时代的政权和神权融为一体，酋长或首领往往兼司祭职，以此垄断了天人之际的交流和沟通；这一独占使他们成了神灵和人世的中介，成了神的化身与代表，具有了神的品格和权威，从而又被世人视为“神”。这种现象可在古文献中窥见一二。如《国语·鲁语下》云：“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文中的“群神”，《左传》写作“诸侯”，看来“群神”并不是神，而是四方氏族、部落的酋长。“操蛇之神(禹)”同样也不是神而是人，是蛇图腾的化身和代言人，也即是以蛇为图腾的夏族的首领。用禹字来作大禹之名，不但恰当，还十分形象。通过对“禹”字的考释，可以看出顾颉刚先生的“禹”字说并非一无是处。首先，他对“禹”字与大禹之名的关系作了探索。许慎以来的文字学家仅从字形解释“禹”字的形义，不了解“禹”字与大禹的关系，以致为《说文》作注的段玉裁不无遗憾地说：“禹为夏王之名，而学者昧其本义，”但他自己并未找到问题的答案。从今天看到的出土铭文看，金文中的禹多作大禹之名，
“禹”字因大禹之名而生，这是本义。顾先生把“禹”字与大禹联系起来，从“禹”字考察大禹其人，不管结论如何，在学术上总是一个进步。其次，虽然顾先生依据《说文》释“禹”确有欠妥之处，但其中蕴涵的新思想和新方法，极富启迪价值。古史辨派的思想来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郑樵、姚际恒、崔述以来的辨伪学派，一是输入不久的近代西方人文科学。杨宽在论述古史辨派时说：“顾先生这种考查古史传说演变的方法，很明显，主要是从神话和民俗学中学来的”。“正由于顾先生较早地接受了西方神话学、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才会悟出“禹”字中包孕的神性，朦胧地把“禹”与图腾联系起来。仅此一点，已非俗儒可比，值得大书一笔。当然，顾先生的“禹”字说同样也反映了古史辨派的一些理论缺陷，比如忽视了人类思维运动对史料的影响。在远古“神性”泛滥的时代里，一些人特别是把持天人之际沟通的酋长、祭司们，往往被史官们神化为“神”；到了春秋战国神性消退人性解放的年代，那些“神”又往往返璞归真，“人化”为酋长、国王或祭司等等，恢复了他们的本来面目。也就是说，
远古时代的“神”，不一定是真正的神，而可能是“神化”的人。不了解这一点，就容易把上古神话与后世小说传奇混为一谈，把历史真事的活动空间转移到天堂上。还有，史料出现的先后次序，虽是判断史料真伪的一个方面，但远不是全部。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有的史料记述出现较晚反而真实，如对秦朝历史，司马迁的《史记》显然远胜于李斯所撰的石刻碑铭。还有些史料产生的年代相仿，如对尧舜禹传位之事，《孟子》与《竹书纪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依照史料的年代就难断是非了。所以，史料的辨伪存真工作极为复杂，方法也应多样，如果不是多角度、多层次地综合考索，恐难解决问题。古史辨派理清了一些史料(特别是上古史料)的前后次序，为现代史料学做了一些奠基工作，对考证古代史事也极有裨益。但如过分重视一种手段而忽略其它(并不是说全不用)，在方法上就嫌单调了。我们注意到，中晚年的顾颉刚先生继续勤勉地从事史学研究，有了更多的收获。他在发扬古史辨派特长的同时，也修正了早期古史辨的一些缺陷，使古史辨派上了一个新台阶。从顾颉刚先生晚年的回忆录《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看，他一直对自己在“禹”字案中蒙受的误解与嘲笑不能释怀。谁能说这不是顾先生数十年如一日辛勤笔耕、踏实研究的一个精神动力呢?综上所述，顾颉刚先生的“禹”字说，虽有失误，但也包含了极为深刻、合理的内涵，超迈前人，启迪来者。后来顾先生在舆论的重压下未加修整即放弃此说，甚为可惜。不管怎么说，“禹”字说使古史辨派遭受了当时许多人的误解和哄笑，失去了许多支持者，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重议这件往事，澄清一些误解，恢复一点声誉，十分必要。（作者殷伟仁，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章来源：《铁道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３ 年第 ３ 期；原标题：禹字案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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