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李︱小林尚礼：30年，梅里雪山寻找17位友人遗骨

来源：网络时间：2023-07-30 00:51:50

导读“小林自德钦回日本，特意来成都转机，多停留了一天。内转，外转，第一年转，第二年也转，也从不同地方上到过不同高度，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线路，却在和当

“小林自德钦回日本，特意来成都转机，多停留了一天。1991年梅里山难，五年后，他参加1996年的登山队继续攀登梅里，五年前遇难的十七位山友里，有两位他的挚友，他想代他们完成遗愿。但通往三号营地前的一场雪崩，差点连他自己的命都丢了。1998年，他辞了工作，和另外几位山友回来寻找遗体、遗物。在大理火化后，其他山友都回日本了，他决定留下来，继续寻找遗体，其实也暗暗转山，想寻找其他可以登山的线路。内转，外转，第一年转，第二年也转，也从不同地方上到过不同高度，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线路，却在和当地人一年年的交往中，一点点接受了神山的概念，并从心底真正认同了这座神山。那么多山，为什么就这里是神山呢？他用五年时间，跑遍了喜马拉雅南坡、北坡，也走到了东端的南迦巴瓦，他有了自己的答案。1998年至今的21年里，他每年都回梅里，回明永村找遗物。十一位山友的遗体在2003年前就全部找到了，这之后的十六年，他仍然每年冬天回来，一回来就上太子庙、莲花寺，上明永冰川找，每年都能找到一些遗物。刚在武侯祠坐下，他就掏出几天前找到的几段绳子给我看。他从二十多岁寻找遗体、遗物，今年已经五十了。清水久信医生的遗体还没找到，清水医生的父母都离世了，但也需要在他墓碑前有个交代，而且，遗体留在神山会很愧疚，要“打扫干净”，所以明年还会来，但后年，山难三十周年时，如果还没找到，可能就两三年回来一次，不必每年回来了。像我们熟悉的日本人那样，小林外在得体、谦逊，内在藏着巨大的韧性、果决和深渊，要继续去明永、德钦、蒙古、北京、昆明，才能找出他相对完整的面貌。他的书里详实记录了过去二十多年里寻找遗体、遗物的清单，一边聊着那张表，一边误入大慈寺，天气忽然放晴，古银杏树下堆满末日黄昏般厚实、璀璨的树叶，数百枝绣球花被剪下来做成花锤吊挂在院子里，旁边的茶馆里氤氲缭绕、人声鼎沸，老人小孩儿都在其中打闹、欢笑，嗑瓜子，喝自带的苦荞茶，生活过于好！而我们正聊着遗体、遗物，面对远道而来的客人，那时大雄宝殿前僧俗二众合奏的诵经声，都有靡靡之音的意思。”这是2019年12月2日，小林尚礼来成都时，当天写下的日记。1991年，中日登山队在卡瓦格博（即现在人们说的梅里雪山）的山难，在人类学家郭净老师的《雪山之书》里有详细记载，数年前因为采访机缘认识郭净老师后，便顺着这根线索，陆续采访了雪山脚下的当地人、山难中的当事人，一直到小林尚礼。因为对梅里雪山的共同情感，那时起，我们就希望能在山难三十周年，即今年时，出版一套相关丛书，其中一本，便是山难后小林尚礼在日本出版的《梅里雪山——寻找十七位友人》。此刻，终于等到这本书的中译本出版，想摘选部分章节分享给大家，如果已有《雪山之书》的，可以两本书参照着读，一个中方视角，一个日本视角，但都是人的视角。山难虽然是一场悲剧，距今也已过去三十年，为什么要反复回望呢？小林说，“从长驻明永村那一刻开始，我就一直在进行‘相约神山’之旅。在捡拾十七位队友遗骨的同时，我也一直在捡拾有关神山的未知的碎片。这样的‘碎片’，包括了朝霞中或者月色下的卡瓦格博，在四方圣地所见到的神山的不同样貌，还有在山下遇到的人们对我的善意和孩童们的笑颜。在收集‘神山碎片’的过程里，我因神山而受到的伤害，也不断被神山治愈。凝聚起这一切收获，一个久寻未得的答案逐渐变得清晰。神山者，生之源也。”而郭净老师的回应是：“小林最终变成了一个山岳文化的摄影家和探索者，这种身体和灵魂转变的例子，在探险史上并不多见。这故事或许预言了一种前景：在种种冲突愈加激烈的时刻，哪怕凭借个人的微薄之力，也能在文化与文化、人类与生态景观的隔离墙上撞开一个缺口，透进一丝希望之光。山难带来了绝望，却也带来一个普通人扭转命运的故事。确切地讲，小林尽了人事，而推动这无人之作的天命，则来自那座绒地的山神，他会无情地埋葬登山者的肉体，但最终解救了他们的灵魂。”山难·19911991年1月3日。这里是中国云南省最高峰——梅里雪山，海拔6740米。中日联合登山队在梅里雪山的腹地聚集，为挑战这座处女峰做最后的冲刺准备。雪在持续地下着。22点刚过，位于海拔5100米处的三号营地（C3）和基地营（BC）开始了这一天当中的最后一次通信。三号营地：“现在三号营地的雪很大，视线不良。积雪有1.2米厚。”基地营：“需要除雪作业。”三号营地：“我们每隔2～3小时做一次除雪，如果这个状况持续的话，积雪可能会超过2米。”（此时，对讲机出现嗡嗡的杂音。）基地营：“电池电量不足，请更换对讲机。”三号营地：“已经更换了电池，现在怎么样？”基地营：“还是一样。是不是因为大雪导致湿度太高的缘故？”三号营地：“终止通信吧，再见。”基地营：“再见。”22 ：15，通信终止。这是和登山队十七位队员的最后一次联络。第二天早晨9点，基地营发出定时通信请求，但没有收到三号营地的回应。当日连续呼叫，原本按人数配置的十七台对讲机始终没有一台回应。这一情况被迅速反映到北京的中国登山协会（CMA），并于次日将此异常情况报告给了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AACK）。1月5日00：22，有关山难的第一份通报传真到京都留守本部。据《梅里雪山事故调查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记录，通报的内容如下：“（1月3日）22点左右的通信之后，基地营和三号营地之间再未能取得联络。基地营和德钦县之间的无线通信正常，但和三号营地始终无法取得联系。三号营地的无线对讲机是按人手一部配备的。基地营现在请求北京方面的支援。”收到报告后的当天下午5点左右，学士山岳会召开了紧急会议，明确了以下认识：“根据目前为止的信息，可以肯定的只有‘基地营和三号营地之间无法取得联络’。全员遇难、无线对讲机故障等多种可能性都可能会导致无线通信的中断，因此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尚无法判明失联原因。”1月6日，中国登山协会发来后续通报：“截至5日17时，基地营多次发起与三号营地的通信请求，均无应答。5日16时天气开始恶化，海拔在三号营地以上的地区有降雪。北京中国登山协会方面已派出配备登山和防寒装备的六人小组，乘坐10时的航班飞往昆明。抵达昆明后会立即驱车前往德钦，参加救援活动。”当天，日本方面也开始了派遣救援队的准备工作，并于当晚召集了联合登山队的十一位日籍队员家属，首次向他们通报了目前登山队失联的消息，家属们开始了悲凄之中无奈的等待。与此同时，留守在基地营的中国登山队员们开始往一号营地（C1）运送救援装备。当时，作为京都大学山岳部成员的我，刚完成了年末的冬季登山计划，正在老家过新年。1月6日回到京都后，才听说了登山队失去联络的坏消息。梅里雪山登山队成员中有我的同级同学和学长。当时的我对此事想得很简单，只觉得他们不久就会安然归来，根本就没有料想到那个最坏的可能性。1月7日，基地营发生雪崩的危险增大，同时由于人员不足，救援行动决定暂缓。1月8日，有报纸以大幅版面登出了“京都大学登山队失去联络”的新闻。其他电视台、报纸等媒体也相继开始了报道，关于登山队的新闻连日不绝，学士山岳会的事务局也进入了24小时全天候工作模式。1月9日，出于航空拍摄的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侦察机从北京出发至现场上空勘察，但是因为三号营地上空云层过厚，未能即时获得有效信息。为了确保天气转晴后能够及时进行空中拍摄，飞机24小时待命，随时准备起飞。是夜，三天前从北京出发的救援队一行四人抵达基地营。京都。日本方面准备派遣救援队，山岳部现役队员为主的相关人员开始进行物资运输和打包工作，我也为食品采购忙前忙后。1月12日，西藏登山队发表派遣救援队的声明，由六人组成的救援小组从拉萨出发。1月13日，日本救援队从京都出发。以北京救援队为核心成员的救援人员，从基地营（海拔3500米）出发，攀登到了3900米的高度。原登山队架设的路绳已全部被雪掩埋，只能另辟新的攀登路线。1月14日，基地营的北京救援队继续攀登到海拔4100米。但是因为现场持续的恶劣天气，发生雪崩的概率过高，救援活动再次遇阻。在日本的我们每天都在急切地收听来自现场的报道，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此次事件的严重性。但作为留守人员，能做的也只有等待而已。当每一天的黄昏到来的时候，想到事态没有出现任何进展，人们愈发灰心丧气，不安的感觉也如积雪般层层堆积。媒体针对登山队员家属的采访越来越多，而且很多报道都在暗示登山队遇难的可能性。1月17日，西藏救援队抵达基地营。救援工作得到了强力增援，山上的路线架设工作也加快了。北京救援队前往梅里雪山东面的明永冰川，三号营地已经遥遥在望。是日，伊拉克海湾战争爆发，关于梅里雪山的新闻不再受大众瞩目。1月18日，西藏救援队到达海拔4500米的一号营地，在1.5米厚的积雪下面发现了四顶帐篷。1月20日，西藏救援队在持续降雪的天气里，在没胸深的积雪中边开路边前进，艰难抵达海拔5300米的二号营地（C2）附近的山坳。虽然队员们做了很多努力，希望挖掘出积雪下的帐篷，但挖了2米仍没有任何发现（从之后发现的笔记本内容来看，当时二号营地确实没有留下队员的帐篷）。日本救援队一行八人抵达基地营。1月21日，因为降雪，救援工作暂停。一号营地又有60厘米的新降雪。1月22日，在二号营地附近听到情况未明的雪崩声，因为一号营地的降雪厚度已经达到1米，随时有发生雪崩的危险，所以在短时间内已没有前往峰顶的可能性。西藏救援队的所有成员撤回了基地营。北京救援队从明永冰川一侧攀登，到达海拔4400米处，观察三号营地的情况。虽然在三号营地的原址观察不到任何东西，但从右上方山坡的迹象来看可确认该处曾发生雪崩。日本救援队从基地营往一号营地运送物资。1月23日，因为恶劣天气持续，基地营的救援队行动暂缓。1月24日，恶劣天气仍然在持续，当天亦未能开展救援行动。因为连日来的天气状况，救援队决定退回德钦休整。1月25日，这是登山队十七人失去联络后的第二十二天，一直以来担心的事情终于变成了现实。因为在持续降雪的情况下，发生二次雪崩的危险性极大，所以救援行动决定终止。日本海外登山史上最大的山难，就此成为定局。终止救援的理由通报如下：“……一方面，在现场极其恶劣的天气状况之下无法保障救援队的安全。另一方面，从观察到的以下迹象可推断登山队员们已经遇难的事实：1.航拍的现场图片中可以看到三号营地周围有雪崩迹象，但未见三号营地的任何实物。2.1月22日，到达二号营地的救援队曾在二号营地的位置上与德钦顺利取得无线通信，说明与德钦的通信是畅通的，即，如果三号营地有生还者，有充分的可能与德钦取得联络。3.飞机与基地营的通信顺畅，但三号营地始终没有应答过。”实在令人难以置信，那个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对于在日本等待消息的人们来说，日常生活看似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自己也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我实在无法接受这样一则完全没有真实感的死亡通告。当天下午2点，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事务局开始向日本登山队的家属电话通报终止救援行动的消息。负责联络家属的学长一家一家地打电话。下午3点，新闻发布会在大学记者俱乐部召开。发布会之后，山岳会的几位成员急急赶往各位队员家中。在学士山岳会派出专人进行接洽之前，他们希望最起码可以陪伴家属，听听家属们诉说心中的悲苦。我被安排去往同级生笹仓俊一的家。他的宿舍钥匙原本就寄放在我这儿，我去拿了一部分他最近拍的照片，希望可以给他的家人带去哪怕一点点安慰。但即使在登上新干线去往笹仓家的时候，我心里仍然不相信这是真的，甚至感觉不到悲伤。夜里9点，我和另一位山岳会成员一起来到笹仓的老家，家里只有他的母亲和弟弟。我是第一次见到笹仓的母亲，这是一位非常和蔼的老人，看到她就能明白笹仓的好性格一定是遗传自母亲。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把从宿舍找到的照片拿给老人家看。老人说了很多有关于儿子的事情，很平静，没有流泪。经历了近二十天日复一日的绝望，想来眼泪也早已哭尽了吧。我们的到来似乎让她很高兴，这多少让我们放下心来。夜里10点多，笹仓的父亲下班回来。他已从电话中得知了救援终止以及我们来到他家的事。问候过后，老人家西装都还没有脱就对我们说：“来一起喝一杯吧。”说着就倒上了酒。他大声地笑谈有关儿子的事情，而我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当晚我们借宿在笹仓家里。按原定计划，第二天山岳会的理事会过来，在等待理事的这段时间里我们无所事事，只能看电视和报纸来打发时间。这时候笹仓家的亲戚和朋友也陆续过来探望。下午4点多，理事来了。理事向家属正式报告了整个过程和停止救援的原委，两位老人只是默默地听着。报告结束后，笹仓的父亲非常正式地道了谢，关于儿子他最后只说了一句：“二十一年，真是短暂的人生啊。”听到这句话，我感觉心头一震，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有些人和事确已远去了，眼泪禁不住潸然而下。又稍坐了一会儿，我们告别了笹仓的家。他父亲一直送我们到车站。如果没有这起悲剧，我们可能永远不会来笹仓家，也不会见到他们二老吧？命运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东西啊。2月6日，北京召开了有关梅里雪山山难的记者招待会。在现场第一次公开了人民解放军的航拍照片。推测应该是三号营地原址的区域，只有茫茫白雪一片，没有任何东西显示曾有人迹至此。关于这次山难原因的说明如下：“目前还难以判定事故的原因，推测是因为突发的山地灾害所致。最大的可能性，是2日开始的持续大降雪导致了巨大的雪崩，三号营地全体队员不幸被瞬间掩埋。这是一种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 （引自《报告书》）第二天上午，中日双方遇难队员的追悼会在北京郊外举行，此次山难事件的救援工作也就此宣告结束。发现遗体·19981996年末，从挑战梅里雪山之行归来，我恢复了工作。当时有个机会在公司内部报纸上做有关登山的报告，我是这样写的：“如果现在有人问我，是否想再挑战一次梅里雪山？我会回答‘NO’。在今后的生活中，我将不再拘泥于狭义的登山本身，而会慢慢地去‘攀登’距峰顶剩下的那500米距离。在遇见下一个由衷想要去做的事情之前，我要先学着培育心中所缺乏的、之前被我漠视的那些东西。”复职后，为了弥补请假的那部分时间，我在努力工作的同时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在体验户外运动和艺术这类之前自己完全外行的领域时，我偶遇一位摄影家的作品集，喜欢上了作为自我内心表现手段的摄影艺术，甚为着迷。于是在登山回来一年半之后，我去夜校学习了摄影技术，并在妙高山上的小屋里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摄影生活。另一方面，我也逐渐意识到了公司的工作并非我所向往，心生离念。那件让我的人生为之震荡的事情就发生在那段时间里。1998年7月，距离山难七年之后，中国方面传来了让人震惊的消息。“梅里雪山的冰川上发现了登山者的遗体！”学士山岳会的同人们一时不敢置信。7月18日，明永村的村民在冰川上放牧时，发现了横陈在冰川上的遗体。这个消息迅速被报告给昆明有关方面，德钦县公安人员和云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张俊立刻到达现场，确认了是登山队员的遗体。发现遗体五天之后，中国方面联络学士山岳会，通报了该消息。因为登山队遇难地点是在明永冰川的源头处，所以原本人们以为五十年或者一百年后遗体可能会被冲入下游的澜沧江里。但是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仅仅七年后遗体就出现了。喜马拉雅山脉周边的高山上，出现失踪人员的遗体这种事情是极为罕见的。虽然一时间难以相信，但在收到联络的四天之后，由四人组成的日方收容队就被派往当地。我毫不犹豫地志愿报名加入收容队。在去向公司请假的时候被告知：“请递交辞呈后再走。”但因为时间仓促，我当天就出发前往京都。两年前的登山之行深受公司领导的关照，此时我却在不得已中再次给他添了麻烦。7月28日，收容队成员们带着三百多千克的装备前往关西机场。意外的是，居然有数十位记者和五六台摄像机在那里等我们。这让我们对此事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当天夜里抵达昆明。见到张俊，看到了从现场带回的遗物。瓦楞纸箱里塞得满满的那些东西，毫无疑问是“他们”的。有不少遗物上有署名。笹仓的笔记、广濑的护目镜、工藤的高山帽……还有永远停在了01：34的手表、显示海拔4900米的海拔测量仪。这些东西湿漉漉的，散发出异味。相机和对讲机在强大的外力下已经损坏了。确凿的证物，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遗体被发现一事的真实性。次日，我们忙着做出发的准备、开会商议等，傍晚又接受了记者采访，遗物被公开。7月30日，中日联合收容队从昆明出发。队伍里有日方四人、北京方面四人和昆明方面五人。第二天到达德钦后，德钦方面又有两位成员加入。8月1日，我们前往发现遗体的明永村。进村的路汽车无法通行，我们在澜沧江桥下了车，将行李装到在那里等待着的数十匹马背上。沿着山坡上的小路大概爬了一个小时，我们到了村子里。村子的入口处，人们用看西洋镜般的眼光看着我们，他们都是信仰这座神山的藏族人。村子的中央有一条简陋的水渠，似乎引的就是冰川融水。这个村子里的人们饮用的，正是发现遗体的明永冰川的水。我们被安置在村长家楼上，这是一个四处漏风、泥土地面的屋子。看起来我们并不受欢迎。两年前，在澜沧江桥上阻拦登山队进山的，正是这个村子的村民。我们向发现遗体的三位村民询问情况。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在山上放牛回家的途中想去采些草药，就在找寻草药时发现了暴露了在冰川上面的遗体和遗物。当天，我们商定好第二天的工作步骤后就休息了，完全不知道那天晚上村里的长老会议一直开到了深夜。第二天早晨，我们被告知无法在原定的时间出发。据说是因为水源污染的问题和村民发生了争执，村民要求我们对此事负责，并支付赔偿金。两年前在雨崩村被拦下五天的事情尚记忆犹新。德钦县体育运动委员会的高虹主任与村长谈了几个小时，最终结果是我们先上冰川，张俊和县长留下来与村民协商。不管怎样总算是可以出发了，大家心中多少有些释然。我们拜托了村里的数十人帮我们背装备，上午10点才从村里出发。收容队里中日两方的人员一共有十三人。沿着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溯流而上，在树木中间逐渐出现小山一样的冰块，这是明永冰川的末端，海拔2650米。在翠绿怡人的风景里突然出现这样的异物，我们都吃了一惊。冰川的表面因覆盖着沙土和朽木，颜色发黑，透着野性和粗犷。我们爬到冰川上面，在砾石和沙土上能看到模糊的足迹，但走起来仍很费劲。冰块又高又陡，我们只好换走岸边，但前路上又出现了岩石。想要再回到冰川上并不是容易的事。冰川和岸边中间隔着宽且深的沟壑，极难越过。如果抬着沉重的遗体下山，一定需要用很长的时间。我们艰难地往上爬了五个小时，看到右岸缓坡上有片宽阔的草地，适合扎营。我们就在这个海拔3400米的地方安置了基地营。眼前的冰川上有很多形状奇异的冰塔，不时伴着巨响声崩落。8月3日，从基地营出发，在山麓陡峭的林带里往上攀登。待迂回到冰川，看到眼前的冰川冰隙纵横，鬼斧神工。海拔3600米，这段属于明永冰川中游的仅有的平坦地带就是发现遗体的现场。再往上就是落差上千米的大冰瀑。冰瀑的上端被浓密的云雾遮盖，什么也看不到，但那里应该就是十七人失去联络的三号营地原址了。眼前的景物让我们深感震撼，我们开始准备上冰川。冰川上不时有冰块融化崩塌，发出阵阵“咔嗒咔嗒”声，形态复杂的冰隙无处不在。我们需要沿着数十米高的岩石走到下面去才能到达冰面上。我们装备了全套的登山设备，开始垂降。这过程中，我们慎重选择前进的路线，小心地通过冰块崩塌的地带。走出这片区域，就是宽阔的冰原了。我们被来过现场的人带领着往冰川上游攀登。在纵横的冰隙当中左躲右闪地前进，终于看到散落在冰面上的蓝、红各色物体，那些是冲锋衣和帐篷的碎片。继续走，又陆续看到背包、登山靴、手袋等物品。遗物七零八落，散乱且多。就在其中，看到有一件衣服，里面明显包裹着什么东西。那是一具遗体。一部分被睡袋包裹着，并不完整。不知何时开始下起了冷雨，抬头看前方，冰瀑就矗立在眼前。十七位遇难者就是从那里顺着巨大的冰瀑，自大山的怀抱中跌落下来的吧？这个过程用了整整七年的时间，就好像是神山将不洁之物倾吐了出来。遗体通过冰瀑到达冰川上面，早已残缺不全。在冰川融化、冰冻的反复循环中，亦未能保存整洁冰封的模样。有点像是发霉的木乃伊。它们并没有很强烈的腐臭，而是有一种失去弹性的干燥物体的臭味。虽然遗体已经面目全非，但我们却感受到了一种无以名状的怀念。他们是我在山岳部的时候曾朝夕相处的朋友啊！“你们终于回来了啊。”在查验一具具的遗体时，我轻声对他们说。属于他们的时间，完完全全地停滞在了七年前。有一个遗体手指的姿势似乎是想抓住什么东西，这个姿势能让人感受到他对生命的强烈执念。登山是为了感受生存，死亡当然不是出于本意。当天，我们发现了十具遗体和大量遗物。从其中一具遗体衣兜里的信件内容判断，他应该是儿玉裕介。儿玉是比我高一届的师兄，在我为是否退出山岳部而苦恼的时候，正是他教我认识到了登山的真谛。下午，将确认的遗体和遗物收捡好，集中在了几处。雨势大起来，身上冰冷彻骨。遗体和遗物一共装了二十个塑料袋，我们决定明天将其搬出冰川。下午6点半，我们返回了基地营。8月4日，按前一天的路线再次去往现场。早晨天气不错，梅里雪山的顶峰在冰瀑上部的云层中若隐若现。这一天集中搬运遗骸。我们在冰川上固定了全长200米的登山绳索，经过六小时，将所有的遗骸和遗物搬到了冰川岸上。虽然遗骸看起来很小，似乎只是灵魂蜕弃的空壳，但却出乎意料的沉重。昨天开始的与明永村民的交涉还在继续。在冰川上作业的队员，也不时地用对讲机参与交涉过程。今天总算达成了共识，村民答应帮我们搬运遗体和遗物。8月5日清晨，有很多村民上来。其中有数十人从基地营旁边走过，直接去到冰川边，将昨天收集的遗体和遗物搬运下去。村民们用木棍抬着装遗体的袋子，很小心地避免袋子接触到自己的身体。显然他们很嫌恶这些因为爬他们的神山而死去的人。脚下的路很不好走，但村里人下山的速度奇快，明显是不想在这些遗物旁边逗留太久，巴不得快快结束。我们很担心下山的路况如此恶劣，会不会出现危险，但好在无一人受伤。四个小时后，所有的遗体和遗物都被搬运到了澜沧江桥边。当天，收容队带着遗体和遗物返回了德钦县城。晚上请藏族协力员林文生、斯那次里的遗属吃饭，多位与搜索工作有关的人也都参加了这次晚宴，非常热闹。林文生的妻子依然年轻美丽，一开始显得有些拘谨，适应了现场的气氛后倒也不时露出微笑。8月6日，早晨6点从德钦出发，载着遗体和遗物的汽车行驶十八小时之后进入藏族文化圈之外的大理城。夜里12点开始在火葬场进行验尸，直到凌晨2点钟过后才到了宾馆。8月7日，在大理火化遗体并举行葬礼。找到的十具遗体中，有五具遗体依靠其衣服的特征等标识确定了身份。他们是近藤裕史、米谷佳晃、儿玉裕介、宋志义和孙维琦。中午时分，遗属们从日本、北京、昆明和德钦等地赶来，葬礼在下午举行。火化后的骨灰以及有署名的遗物由遗属带回。德钦的两位遇难者的家属大声恸哭的样子令人心痛，她们的悲哭声久久回荡在殡仪馆内。“从山难之后已经七年，今天终于真正了结了。”抱着骨灰盒的日本遗属这样说。这句话让我得以重新思考逝者的遗体所承载的重量。也正是这句话，支撑着我走过了后面多年的遗物搜寻工作。两天后，收容队和日方遗属们同机回国。回到日本之后我马上回到公司，只是我的心思已经全然不在这份工作上了。这次的遗体收容工作，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改变。之前一直模糊不清的未来目标，一步跨越成了坚定的人生意志。“活着就一定要去做真正想做的事情，我要以摄影为媒介，去贴近自己向往的生活。”我开始这样想。这一年年底，我正式告别了一直对我关照备至的公司，决定做一名以摄影为专业的自由职业者。相约神山之旅2001年夏天，我在季风时节里去了卡瓦格博。在探访雨崩村的间隙里进行了两次遗体搜寻工作。第一次是在8月中旬，明永村的山里正值松茸生长的季节。在一个雨季里罕见的晴朗早晨，我和扎西、马进武三人沿着冰川边的路上山。计划边走边找松茸，到了遗体搜寻现场再回到冰川上面来。走到春天发现遗体的冰瀑流落口，我用望远镜观察，发现100米之下的下游有遗物。可是到达那里必须越过横跨在大冰隙上面的刃状冰脊，所以只能将回收作业托付给他们二位。他俩像骑马一样骑在细冰脊上慢慢越过冰隙。两个小时之后，二人返回。扎西苦笑着说：“大部分的遗物被埋在冰缝下面。本来想用冰镐吊着下去捡的，但失手把冰镐弄掉了。”他手里拎着一个装了一点点衣服和头盔碎片的袋子。随着冰川的流动，遗物在冰川内部埋藏的位置比春天时更深，也许不久之后搜寻工作就会无法再进行下去了。上到岸边，我开始检查之前村民发现的遗体。这具遗骸是在今年6月进行的搜寻中发现的，只有半边身躯。眼前的景象虽然凄惨，但因为遗体见得多了，我们没有了最初那种冲击感。看惯了，神经也被麻痹了。我在衣服碎片上翻找，没有找到署名。回国后尽管又做过了DNA鉴定，但仍然没有能够鉴别出身份。在未能鉴定身份的遗骸中，这是最大的一具。我将下一次的搜寻工作安排在一个月之后，期间去雨崩村待了一个月。第二次的搜寻是在从雨崩返回明永的一周之后。我和扎西两个人去了一个月前去过的林子里，但那里已经没有松茸了。搜寻现场的冰川因夏日高温而融化，到处都有大面积的塌陷。我俩一度被一处落差10米左右的冰壁阻断去路，但扎西干脆利落地突破了阻碍，攀上冰川。与上一次搜寻时相比，冰瀑的流落口出现了许多张开的冰隙。用望远镜可以看到远处有两三处遗物，但因为实在无法越过深深的冰隙，什么也没能回收回来。这样的情况还是头一次遇见。1998年首次发现的遗物，历时三年，穿过了冰川中游的缓坡带。然后在2001年的这个夏天，带着三位尚未被确认的队员，就这样被落差500米的冰瀑吞没了。他们以后何时能再出现于可搜寻到的地点，此时的我完全无从判断。9月下旬，秋风拂过明永村。结束了松茸季与高山牧场之旅，我离开的日子也近了。从两年前第一次来到这里，到如今已是第六次拜访。不断往复于此地，是因为我想亲眼看看这里的每一个季节。到现在为止，我在山上度过的时间累计约有十二个月了，旅行计划已全部完成。在这期间，我曾经的登山目标“梅里雪山”，已经变成了心中的圣山“卡瓦格博”。我最初来这里的目的，是想试着找一条新的登山路线。但随着与当地人不断地来往，对神山的了解不断深入，当初的想法渐渐松动。而一年之后，当结束了第二次的卡瓦格博转山巡礼，我的想法就彻底改变了。在这座山的周边，有数万藏族人与山朝夕相处，将卡瓦格博视为最高神灵。而不远万里来到这里，甚至不惜赌上性命也要完成转山巡礼的人，则比前者的数字还要更多。“神山就如同是亲人。”扎西村长曾经这样说过。他说登卡瓦格博，和用脚踩他亲人的头是一回事。他言语中的“亲人”，不就是指孕育、抚养人类，然后又将其收归回自己怀抱的“生命之源”吗？面对他这样的理解，登山者可能会说：“如果不能登顶，那么允许到峰顶下面就撤回也可以啊。”对此扎西的回答斩钉截铁：“这和登顶没区别。”过去，在喜马拉雅山脉登山时，曾经有过承诺不踏上峰顶就撤回的登山先例。比如当年攀登干城章嘉峰和鱼尾峰时就是这种情况。在那个时代，喜马拉雅地区的登山行为攸关日本的国家尊严。想来，信仰神山的信徒们从不曾接受“不踏上峰顶”这种权宜借口吧，那只不过是我们登山者们牵强附会的所谓道理罢了。距今五十年前，战败后的日本第一次冲击海拔8000米的高峰马纳斯鲁。在日本登山队开始攀登后，山下信仰马纳斯鲁的萨玛贡村接连不断有人生病以及发生事故，导致登山队成为众矢之的。这件事的结果，让背负日本国民殷切期待的登山队不得不放弃登山计划。从马纳斯鲁到卡瓦格博的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重蹈覆辙。当地人对神山的信仰，是赌上了整个身家性命的。外来人怎么可以只为了一己私欲，而去践踏他们的信仰？我不再想攀登卡瓦格博峰了。不对！是认为“谁都不可以攀登卡瓦格博”了。扎西继续说：“为什么非要爬我们的神山呢？在西藏还有不是神山的山，你们去爬那些山我们不会阻止的。”各处神山，用当地人的眼光看来山形秀美、奇特者居多。人看不到的山，再高也不会被奉作神山吧？作为登山者，我们应该具备对当地人传统的敏锐性，区分出哪些是神山哪些不是。在卡瓦格博山下生活了一年，我开始这样思考关于登山的可行性问题。每次到卡瓦格博的时候，孩子们的成长总会让我倍感欣慰。第一个走进我卧室的斯那次里、叫我“外国人”的冰河、当阿佳去世时伤心哭泣的此里吉玛和此里吉堆……再见面时，所有的孩子都长大了。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与噶太次里的相遇。在他家里，还挂着他一岁时我给拍的照片。“阿吉曲热（这是什么）？”我指着相片用藏语问他。“是我呀！”他大声说。我又指着相片上他的“小鸡鸡”问：“阿吉曲热（这是什么）？”“哈哈哈哈……”他笑得前仰后合。快乐渗透进了我的心里，感觉有某种东西，超越了民族之间的区别，将我们连接在一起。再聚首2002年，持续了两年的卡瓦格博之行告一段落，我在日本安心地工作、生活着。在与扎西分别一年后的某日，我收到了一封德钦的朋友发来的电子邮件。这还是我第一次收到那边的电子邮件。发邮件的人是会使用电脑的县旅游局的鲁茸。我边查字典边读他用汉文写的邮件内容。小林：你好。我是鲁茸。写这封邮件，是为了转达扎西村长的话，收到后烦请回复。“2002年8月1日，在明永冰川上发现了登山队员的遗体和遗物。清点如下：一具完整的遗体，少量的碎骨、靴子、衣服、睡袋、相机。目前已按照德钦县的指示将上述遗物转移到了冰川边上安全的地方。希望你能尽快来明永进行回收。明永村，扎西。电话：139……”有新的遗体被发现！这着实出乎意料，没想到今年就会有遗物出现。更让我感到惊奇的是，这封信是用电子邮件写的，上面还留了手机号码。可见在这一年当中，明永村和德钦县又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我立刻拨打那个手机号码，电话那端传来了久违的扎西村长的声音。商量的结果，我决定10月末去当地回收遗体和遗物。我向日本的遗属汇报了这个消息，有六人希望能和我同行。我们决定与六位遗属一同去拜访明永村。10月底，我和六位遗属顺利抵达德钦。因为六人中有四位是老人，所以一路都在担心他们会有高原反应和过度疲劳，幸好大家状态都很好。晴朗的天空和卡瓦格博迎接了我们，能在到达的当天就看到卡瓦格博，实属难得。第二天清晨，所有人一起出来看被朝霞染得金黄的卡瓦格博。第一次看到此情此景的人们，凝神静气地看着这从天而降的金光。早饭后，到了冰川岸边，用石头堆砌小的玛尼堆。大家上了香，面向冰川双手合十。这一刻，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对此次得以顺利成行的感激之情。穿过黄叶满林，我们向着新建的观景台走去。我一路想着这观景台会是个什么样子，见到后着实吓了一大跳。沿着冰川岸上的岩壁建起来的回廊状铁架桥，足有500多米高。走上桥去，眼前展现出一片从未见过的冰川的模样，视野如同是在空中鸟瞰冰川。比起那几位同行的遗属，倒是我显得兴奋异常。到村里后的第三天，我们和扎西以及四位村里人一起去往冰川。降雪量持续减少，冰川高度也在逐年降低。第一次来时走过的路，现在已经高出冰川近10米。导致的结果是，失去冰川覆盖的山体今年夏天发生滑坡，形成了泥石流。冰川萎缩引发的恶果立竿见影。遗体是在冰瀑倾斜度稍缓的地方发现的。冰川移动的速度远超想象，而遗体出现的地方也比原来想的要更靠近岸边，所以回收很顺利。话虽如此，但现场附近仍堆叠着许多巨大的冰块，暗藏凶险。暂且将搜寻工作托付给扎西和村里人，我开始着手确认电子邮件中提到的遗体。一大袋子沉重的遗物被放置在离冰川稍远的地方。打开袋子，特殊的腐臭味道飘散出来。遗体基本完整地包裹在睡袋里。我一层一层地拨开衣服找寻署名，但没有找到。最后翻看睡袋，在那里有了发现。“S.Funahara.”是船原尚武，来自神户大学山岳部的队员，他的双亲这次也来到了明永村。二位老人的年龄分别为七十二岁和七十一岁。在过去的四年间，他们儿子的遗体一直不曾被发现，这让他们忧伤难安，这次是抱着极大的期待和希望参加了旅行。扎西他们只拾回了一片碎布。现场搜寻条件过于恶劣，他们未能靠近遗物。傍晚时分，我们带着遗体回到了村子里，两位遗属正在等待我们。我向二老述说了遗体发现时的情况，并将取下的衣服布片交给他们。船原父亲久久地凝视着布片，非常肯定地说：“没错，就是他。”声音当中既有“终于找到了”的安心，又混杂着时隔已久后再一次袭来的悲痛。两天之后，我们去了大理的火葬场。火化之前，按照两位老人的愿望，他们看了儿子最后一眼。虽说是完整的遗体，但事实上仍然有所残缺，我担心看到后会加剧他们的悲伤。但真正面对时，二老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因为终于确认是自己的儿子无误，由此带来的安心感让他们从内心接受了这个事实。知道了他们的感受，我又回想起另一位遗属曾经说过的话。第一次发现遗体的那年，我们将火化后的骨灰转交给遗属的时候，他们显得非常的木然。数年之后，我从其中一位遗属的口中得知了他当时的心情。当时的他手捧着沉重的骨灰盒，心里面却在反复想着：“这就是他？”他说那个感觉极其不真实。“无论多么悲惨，其实仍然还是希望能看一眼原本的样子。”他这样说。遗骸受损过于严重、需要面对的遗属众多、时间仓促……当时有着太多不得已的原因，以至于未能更细心地对待亲人们各自的心愿。不过每个人的想法也是不一样的吧，或许并不是每个遗属都希望直面现实。总之，这一次亲眼看到遗体的这两位老人脸上释然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好天气只持续了约一两周，不知道遗属们希望直面卡瓦格博的夙愿是否得到了满足。站在慰灵碑前，我们再一次眺望卡瓦格博。群山兀立，苍黛凝重。但在每个人的眼中，山的形象却是不尽相同的。在遗属们看来，横亘眼前的永远是有着非凡魔力的“梅里雪山”吧。去过明永村的人，也许多少感受到了卡瓦格博更丰富的一面。而对于逝去的十七人来讲，此山或许就是他们的终极憧憬，感受生命真谛的舞台。如今，我眼中看到的卡瓦格博，已全然不同于最初。登山活动期间，我只关注他白雪覆盖的峰顶，而现在，我的眼中还有着雪山脚下宽广的土地上的种种事物。苍翠峭拔之间的冰川、垂直分布的冰雪世界—森林—干燥地段、隐藏在林木中的小径和牧场。这所有的一切，之前从未被我注意到过，如今我却能够清晰地看见它们。卡瓦格博所怀抱着的，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季风遇到高峰的阻碍形成大量的降雪，从而孕育出冰川和森林。因了这冰川水和森林的滋润，干燥地区的人们才能得以生存繁衍。此地生灵万物，皆是受卡瓦格博的庇佑而存在的。隔着澜沧江远眺对岸的卡瓦格博，将群山连亘、错落有致的景观结构尽收眼底，感悟生命在此间被孕育、营造，继而死亡。我感觉自己总算是多少明白了一些藏族人之所以将卡瓦格博奉为圣山神明的原因。山顶又开始聚集起云雾。在我们踏上归途时，他也将身姿缓缓地隐入了云层之中，终至消失不见。寻找最后的友人“听说又发现了遗体，是真的吗？”2003年9月，收到来自昆明的“遗体发现”通报，我打电话问扎西。“嗯，据经过那里的村民说，在冰瀑下面看到了三具遗骸和不少的遗物。我明天去那边确认一下。”“那太好了，请注意安全啊。”今年居然又有遗体被发现。2001年时埋没在冰瀑中的遗物，按当时的推算大概会在五到六年后到达下游。但事实上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又出现了。遗物在冰川中的移动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测。扎西用了两天时间进行搜寻，回收到了约一百五十千克的遗物。据他说，两年前掉落在冰隙中的冰镐也找到了。村民看到的“遗体”其实是睡袋，这次并没有发现新的遗体。10月，我到了明永村。春天开始的“非典”（SARS）疫情此时已经平息。和遗属们到明永已是一年前的事。这一年7月，包括梅里雪山在内的“三江并流”地区被认定为世界自然遗产。大概是受其影响，香格里拉到明永村的公路被重新修建。我也受益于此，只用了以往一半的时间就到了村子里。村里的变化也很大。村民家里有了冰箱、电饭煲这些家用电器，田地里农机轰鸣。青稞地的一部分还变成了葡萄园。据说是要向一个世纪前往来于此地的法国传教士学习，酿造红酒。乘着世界遗产的东风，村里的生活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生改变。这中间，有一项变化让我深感欣慰。村里的饮用水从以前的冰川融水，改为山上清洁的泉水。在遗物终于到达冰川末端的现在，这是一件特别值得高兴的事。10月10日，我和扎西以及村里的一位年轻人一起出发。发现遗物的现场就在离太子庙上面的观景台往上100米的冰川。翻过观景台的铁栅栏，从冰川旁边陡峭的石坡往下走，现场有很多起伏的冰壁，视野很受影响。每越过一个冰壁，就能看到一些破碎的衣服或登山器械。越靠近冰瀑，冰隙就越多，坡度也不断增大。仰头看时，眼前层叠的巨大冰块似乎马上就会崩塌跌落。我们在错落的冰层里发现了一具遗体。衣服上没有署名，冲锋衣下面穿着军服的样子和周边的藏族人很相似。脖子上戴着佛教护身符。没错！就是至今尚未能确认的斯那次里队员！斯那次里是澜沧江边佛山村的藏族人，因其运动条件特别好，所以破格从协力员升任正式登山队员。享年二十六岁。已经发现了十六位队员的遗体。剩下尚未发现的只有清水久信医生一人了。这是搜寻工作开始后的第六年，我们这次回收的遗体和遗物的重量超过了二百五十千克，仅次于搜寻开始的第一年和第二年。就是在这次搜寻结束之后，我和扎西出发去进行了第三次的转山。遗物第二年的4月，我又来到了梨花漫山的明永村。此次行程匆忙，计划只停留几天。而此行的原因，还要从去年12月我在《读卖新闻》上看到的一篇令人不可思议的报道说起。“当地登山家手中发现日中登山队的大量遗物”，这则报道刊载的时间就在我回收了二百五十千克遗物、遗体，火化处理完，刚回到日本的两周后。这个“当地登山家”到底是谁呢？他已将遗物和遗骸的照片发到了图片交易网站上。事情还不止于此。在年初的3月，我又收到了一封没头没脑的邮件。邮件中说，去明永村的日本游客被村民邀请去看他手中的登山队员遗物。遗物有日文写的记事本、现金、相机等东西。这些遗物都是我不曾见过的。我这次来明永村，就是为了弄清这两件事的缘由。事实上，四年前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上海的新闻记者从明永村拿走了遗物，我们费尽周折才找回来。这次又是什么情况？我心中掠过一丝不安。见到扎西后我问他是怎么回事，而他似乎也并不很清楚。他还透露了些别的情况，“村子变富了，一部分村里人就开始不怎么听我这个村长的话了。经常有村民自己兜售遗物，这事儿在村子里传得很厉害。给日本人看遗物的那个男人，几乎每天都会去冰川上面找东西，让其他村民也很无语。”听他这样讲，我就和德钦县体育运动委员会的高虹主任一起去了那个男人的家。男子腰里别着短刀迎接了我们。高主任质问他遗物在哪里，男子说：“我们自己找到的东西，要给你们也不能白给。”男子很固执，坚决不肯出示遗物。主任用藏语和他聊了两个小时，好不容易他才答应只退还有署名的遗物。这真是一场让人抑郁的交易。我在村里停留了两天后离开。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这次事件的发生，难道只是个别村民的问题吗？三年前我在雨崩村时，也听说过村民经常去寻找登山队放在山上的东西，对此我只当是没听见。登山队撤退时遗弃的物品和山难后的遗物，虽然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同的，但对于山里人来说不就是一回事吗？只不过都是企图攀登神山的这些外国人私自放在他们山上的东西。没有过度诘责明永村的那个男人，就是因为我心里存着这样的顾虑。这之后数月，在中国的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会员联络我说：“从‘当地登山家’手中拿回遗物了。”据他说，“登山家”确实是从明永村村民手中拿到的遗物，并将其作为交换条件来和他谈。经过协商，拿回了两本用日文写的笔记本。虽然笔记本上没有署名，但从内容上可判断出主人的身份，我们将遗物还给了遗属。到此为止，一共发现了九位队员的十四本笔记本。其中七份笔记中记录着发生山难的1月3日的情况。笹仓俊一和近藤裕史在他们的笔记本中这样记录了当天的情况。笹仓的笔记1月3日，雪，暂停登山。早晨没风。晚上也一样没风，雪一直下。帐篷的天窗渐渐暗下来，发现之后去除积雪，雪扑簌簌地往下掉。凌晨2：00起来小便。雪还在下，很深了。早晨6：00 雪还在下。铁定是得暂停登山了。粉帐篷外面的雪已经埋到人坐在床上时肩膀的高度了。社长（工藤）出去进行除雪作业。7：00左右。他说：“雪被清理掉，转一圈再回来的时候刚清出来的地方又被雪埋住了。埃斯珀斯（帐篷）被雪埋了挖，挖了埋，就像雪室节时候一样。”8：00左右，和Gore（广濑）一起出去除雪。帐篷周围的积雪有1米。我们把医生的帐篷和协力员的帐篷入口挖出来了。去清理中方队员宋大脚（宋和李）帐篷积雪的广濑惊讶地说：“中方在帐篷门口小便了。”早上的积雪厚度在50～60厘米【70～80？】15：30，现在的积雪厚度在1～1.3米，帐篷和帐篷之间似乎竖起了一道墙壁。近藤的笔记1月3日，雪，在三号营地滞留。8：30起床。雪还在下。根据气象卫星向日葵的报道，我们目前处于巨大云团的东部正中位置，需要每两小时进行一次帐篷除雪作业，周围一片雪白。12点多，发现两个电池没电了。应急发电机组的广濑和ETO（笹仓），赶上了13点与PKN（北京）的传真通信。午饭13：00～13：30。雪还在下，三号营地渐渐被埋没了。15：30左右，抽签调换帐篷中的位置。日中会议，16：00～16：45。[商量明天往后的行动]会议之后的17：20左右，粉帐篷的七个人全体出动除雪作业，帐篷周边1米左右范围空间的雪均清除到了帐篷底座，脚踩、铲雪，但雪还是下得不依不饶。持续到了下午18：30。晚饭20：20～20：50。[食物列表]用保温瓶烧水，一直到了22：30，累死了。22：30开始烤意式芝士腊肠。从上面两本笔记本的内容，可知1月3日大雪持续，雪量至“埋没帐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遭遇雪崩，即使是小规模雪崩也会轻而易举地把帐篷埋掉吧？但确实是谁也没想到雪崩真的会袭击营地。依据《梅里雪山事故调查报告书》，基地营和三号营地的最后一次通话是在晚上10点15分结束的。直至近藤的笔记本被发现为止，外界对通话结束后登山队的活动完全不知晓。近藤的记录持续到22点30分，最后还有一个准备记录什么的记号“à”。而且还在这一页夹了一根自动铅笔后，笔记本才被合上了。当时发生了什么他才中断记录的呢？笹仓的笔记本里，1月3日的那一页也同样夹着一根马克笔。留有1月3日相关记录的七本笔记本，对当天的记录都是中断状态。另一方面，至今为止发现遗体的十六人中，遗骸的一部分或者全部都在睡袋里的超过十人。从上述两个事实看，大致可以推断事故发生的时间。1月3日晚上10点半之后，就在大家准备休息的时候，那个可怕的瞬间发生了。不过，决定性的证据至今尚未找到。他们到底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迎来生命中最后一瞬的呢？我们是否已经没有机会得知这一切？围巾之谜2004年5月的一天晚上，我家里的电话响了起来。“小林，是我。”来电人说的是汉语，一时间我没反应过来，在脑子里快速判断着这会是谁的声音。“是扎西吗？”“嗯。”到现在为止都是我打给他的时候多，这是他第二次打国际长途来。六年前那个像大海中孤岛般的小村庄，现在居然已经可以通这样的电话了。他给我叙述了当天搜寻的情况，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太吓人了。”原来他独自一人去冰川进行搜寻，发现了一具半身遗骸。因为遗骸损坏相当严重，他着实被吓了一跳。那个遗体身上戴着佛教的护身符。从服装上看，并不像是中国人。会不会是遗体尚未被发现的最后一位队员清水医生呢？这样的预感掠过我的心头。一个月后，我去了明永村。在海拔4292米的白马雪山垭口上，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开得正盛。6月26日，我和扎西两人去搜寻。今年的冰川又萎缩了一些。和我第一次到这里时的1998年相比，受地球温室效应的影响冰川末端大约后退了150米。从冰川末端上了冰川，跨越冰隙和凹凸不平的冰块，往上走300米左右后到达了发现遗体的现场。这个地方离村里大约两个小时的路程。三年前要花上五个小时沿着冰川边上的牧道才能上来，现在则变得容易了很多。冰川不断流动，遗物的位置也就随之下降。回头时，看到了站在观景台上挥手的游客们小小的身影。“先吃点东西吧。”听扎西这么说，我俩就坐在冰面上开始吃起午餐。周围是广阔的冰川，两岸的森林正吐着新绿。如若这里并非搜寻遗体的现场，那么这样的风景，真是令人心旷神怡。一小时后，我们开始搜寻工作。周围的冰川上面时有暴露出来的冰刀和登山靴等物件，遗物散落的范围大概有百米见方，数量不多，未发现遗体。到了岸边，我们着手确认扎西5月份收容的那具遗体。遗骸不大，但被衣服包裹得很结实。“这样的情况，说不定可以找到一些线索。”我这样期待着，一层层地翻开遗体上面的衣服。还是没找到署名，不过从羽绒服的口袋里发现了一条颜色鲜明的黄色围巾。上面的花纹极为精致好看。“是一位爱美的人士啊。”从这具已经面目全非的遗骸，依稀可见其生前的喜好。裤兜里有日本产的烟草和打火机。据说清水医生是不吸烟的，所以基本不可能是他了。当初扎西看到的护身符是京都寺庙里的。从这些线索推测，范围可划定在三位队员身上。然而，现场已再无其他可循的物证。接着扎西又发现了一具半身遗骸。只是遗体上面几无衣着，无法判定身份。回国后，我继续推进对那具保留了完整衣着的遗体的调查，已基本可断定是五年前曾被发现过部分遗骸的一位队员。只有一件事很让人不解，那就是遗体衣兜里的围巾。这位队员原本有一条蓝色的围巾，质地和黄色的这条相同，但如果说是原来的围巾掉色所致，颜色又未免太过鲜艳。几天后，我拜访了这位队员的家，给家属看了当时的照片。确认了遗体身上的衣服和原来照片上的一样，基本肯定是这家的儿子。但口袋里的围巾是怎么回事呢？他们的家人当中有一位从事服装行业的人士。他说：“由于照射到口袋纤维上的紫外线的作用，使里面的蓝色围巾变成黄色是完全有可能的。”“原来如此……”遇难的十七位队员，在夏季曾数度暴露于冰川外，必然经历了大量的紫外线照射，且这样的作用在过去十三年里一直不断重复。那鲜艳的黄色，讲述的正是那些漫长时光里的故事。这家人似乎早在我拜访之前就做出了决定。“这具遗骸绝对就是我家的儿子。由我们家来安放骨灰。”父亲的声音镇静而坚定。关于翻过去的这一页2004年1月，寒冷刺骨的京都。我向几位逝者的遗属，逐一讲述搜寻活动的情况并进行相关说明补充。已故前登山队长的夫人和他的两位女儿也出席了这次会面。山难发生时，他家的长女还只是小学生，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了，二女儿也将在这一年春季步入社会。井上夫人微笑着说：“终于完成育儿任务了。”“最近在想，总算是可以让自己翻过这一页了。我想再去一次梅里雪山。”她身为曾担负着全队责任的队长妻子，在山难后所经历的痛楚必然更甚于其他遗属。她说登山队员们的遗体刚被发现的那年，她生怕自己丈夫的遗体会比其他人的更早出现，心中一直在祈祷：“请最后一个出现吧。”她现在说可以“翻过去这一页”，恰好说明了即使是在丈夫遇难后，她仍然继续着丈夫作为队长的立场和责任，夫人的思虑不可谓不沉重。这一年的10月，我和井上夫人、船原的遗属共三人，登上了开往德钦的汽车。井上夫人为了参加这次旅行，将做了很多年的工作都辞掉了。对她来说，这是一次堪称人生节点的旅行。到达德钦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农历初十的月亮正升上夜空。渐渐地，卡瓦格博的身影出现在夜色中。在月光的映照下，雪山闪耀着银色的光辉。我们下了车，仰望卡瓦格博。“这样的梅里雪山，还是第一次看到啊。”二人感叹。虽然往来此地多次，但在到达的第一天能看到山的时候还是很少的，这是好的预兆。当晚，与因其他事项来此的山岳会前辈和山岳部会员们汇合，组成了一个有八位成员的团队。第二天，在去明永村的路上，我们先去祭拜飞来寺的慰灵碑。虽然仍有阴云缭绕，但今天还是看到了山顶。雨季在一周前结束了。我们献上鲜花、上香，也是在那时候，我们注意到了慰灵碑的异常。刻着十七位遇难队员姓名的铜板上面满是触目惊心的划痕，而且似乎是专门划掉了日本人的名字和日文内容。是谁，又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这样做的呢？我无以排解心中的郁闷。石碑上面的伤，昭示着攀登神山这件事究竟会留下多么深刻而长久的后患。“实在是让人悲伤啊。如果有什么能够做的，请一定告知我们。”井上平静地说道。慰灵碑附近的观景台周围，各种民宿和商店的建设正热火朝天，应该是因为变成世界遗产之后游客猛增的缘故。这次的导游鲁茸也在附近经营着一家山庄。我们在他的山庄里吃了早餐，喝了咖啡。鲁茸三十三岁，家住德钦县城。作为藏族和汉族人混血后代的他，对于藏族文化的关心甚至比普通藏族人更多，是一位优雅的汉子，可信赖的朋友。我正在考虑近期和他共同进行一次藏族聚居区东部的旅行。过了中午，我们到了明永村。村里建起了一座四层楼的宾馆，令我惊讶的是宾馆老板是明永村人。下午我们骑骡子去太子庙那边的山庄。当晚，和山岳会的前辈聊起搜寻工作的话题。前辈说道：“山岳会也应该考虑结束搜寻工作了。”我沉思了一阵，说：“还有一位队员尚未被确认。如果要结束搜寻的话，是不是等一等，等找到最后一位队员或者遗物被发现之后再结束更好一点呢？”我认为幸存者们也是各自被赋予了不同使命的。这个使命当中就包含着与登山本身并不相干的一些事情，且因人而异。对我来说，搜寻遗体就是我的责任。回首来路，从再度登山的败退到与扎西的相遇，似乎都在冥冥中指引着我走向某个方向。即便是为了完成自己所担负的使命，我也希望能够找到最后一位队友。搜寻遗体原本是件面向过去的事，但我希望将它转变为连接未来的、具有创造性的行动。这样才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超越了山难的悲痛过往吧？那天晚上，我们一直聊到深夜。第三天的清晨，万里无云。我们一起眺望被朝霞渲染的卡瓦格博。我悄悄地观察井上夫人的神情，她的表情严肃得有些吓人。此刻她一定在回想丈夫的生前事，以及作为未亡人的自己在山难发生后经历的一切吧？“翻过这一页”，对于十七个家庭也许会有着十七种不同的方式。从遗体被发现到安葬再到再婚等等，不同的家庭会以不同的形式来终结这场遭遇。目前仍有一位队员的遗体尚未发现。还有因为工作失误而未能归还骨灰的家庭。这些人，又是如何翻过这一页的呢？我沉思着。这次山难，也许并不存在什么“终结”的方式。只不过是有着各种不同的让自己释怀的过程，而我们每个人都只能一步一步地去经历这个过程罢了。我们每个人，也只能背负着痛失亲友的残酷现实，继续向着未来跋涉吧。欣赏过了日照金山的景色之后，大家走向观景台。在能够俯瞰到冰川的树林里，我们堆积起玫瑰叶，焚香吊唁。这一整天里，卡瓦格博都在我们的视野中。晚上，我们召集扎西村长和村干部们，召开了一场感谢会。抵达以后几乎没有喝过酒的井上夫人，向村里人频频举杯。第四天，我们去冰川上面进行搜寻。除了扎西和我，还有山岳部的两位成员同行。第一次上冰川的这两人，迈着笨拙的步子走在冰面上。一周前扎西已经进行过一次搜寻，因此今天找到的遗物非常少，只有一些衣服的碎片散落在冰面上。搜寻工作开始后的第七年，这一次的搜寻还是未能找回最后一位队员。这次山岳部两位现役成员的参与有其独特的意义。他们亲眼目睹了前辈们视为攀登目标的梅里雪山，接触到了藏族聚居区东部大峡谷和高峰地带的景观，他们的内心会有着怎样的感触呢？如果这次的经历能够在他们心中播下一粒种子，对他们今后的行动产生影响，那将是最值得庆幸的事。下午我们告别明永村，返回飞来寺，住进正对着卡瓦格博的民宿里。第五天早晨，仍然是个大晴天，我们又见到了被桃粉色朝阳浸染的山峰。经过了山难后的漫长岁月，山，终于向我们展露出微笑。从长驻明永村那一刻开始，我就一直在进行“相约神山”之旅。在捡拾十七位队友遗骨的同时，我也一直在捡拾有关神山的未知的碎片。这样的“碎片”，包括了朝霞中或者月色下的卡瓦格博，在四方圣地所见到的神山的不同样貌，还有在山下遇到的人们对我的善意和孩童们的笑颜。在收集“神山碎片”的过程当中，我因神山而受到的伤害，也不断被神山治愈。凝聚起这一切收获，一个久寻未得的答案逐渐变得清晰。“神山者，生之源也。”在卡瓦格博这座大山的怀抱中日生夜息的人们，受山水森林之恩惠繁衍绵延。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神山，同时也是这些人心目中的灵魂支柱。卡瓦格博教会人们，大自然才是人类生存的最大背景。这座大山一直在追问所有受惠于他的人们，卡瓦格博对于人类的生存意味着什么？对我们来说，“生命之源”又意味着什么？刚来到这山里的时候，觉得山下的生活和日本相去万里。但是随着与当地人逐渐熟悉，越来越深入地意识到何谓神山，卡瓦格博和日本，也渐渐被连接在了一起。我与神山的相遇之旅即将结束。待到找回最后一位友人时，卡瓦格博和我之间的关系也将打开一个新的篇章吧。那一刻一定不会太远。我希望能够从那里开始，将新的故事一直写下去——我将视野转向了藏族生活的更深层。回国后的晚秋蝉鸣中，井上夫人的手信如期而至。信上写着：“我心已了无遗憾，这次的旅行让我彻底回归平静了。”年底，一卷底片被冲洗了出来，是从冰川上回收来的蚀锈斑驳的相机胶卷。原本对这些底片没有抱多大希望，但意外地得到了部分影像。照片上面，有在山难地雪原上微笑着搬运行李的队员，三号营地最后的全景，清晨准备出发进行路线架设时的紧张工作状态……这些都是我第一次看到的三号营地的风景，以及深深怀念的队友们的遗容。遥隔时空，我得以与他们重逢。冬天很快就要到了。那个充满回忆的1月3日，也将再一次来临。

行李︱小林尚礼：30年，梅里雪山寻找17位友人遗骨(图2)